某种历史哲学的文化概念,这篇历史哲学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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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也多次论及文化一词从单数变为复数这一历史性转变,并且也指出这一转变发生在19世纪中叶.不过,他对这种“特殊对一般的胜利”并不赞赏,相反却取嘲笑的态度.他说：“在人类学和部分社会学中,‘文化’这个词通常被用作复数形式,如此一来,你就可以有一种郊区文化,有一种少年帮派文化（少年非犯罪文化甚或少年犯罪文化）.诸位可以说,根据当前这种文化观念,没有哪个人没有文化,因为他属于某种文化.等一个人要不是住在疯人院里,就是有文化的人.甚至在某些前沿的研究领域——我们今天经常听说这些研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疯人院里的疯子们真的就没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文化吗?”他所嘲笑的这种现象,确实有其可笑之处.文化一词复数化到今天这种程度,怕也是这一转变的推动者们始料未及的.
按施特劳斯的看法,这一转变的始作俑者并非是人类学家们.他说：“如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之类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在某种低层次上重复了斯宾格勒等人曾在较大范围上展开过的工作.”在对这场转变的追溯中,《西方的没落》一书作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是施特劳斯和布罗代尔都重点论及的人物,其观点显然具有某种代表性.撇开施特劳斯所作的评价（“低层次”一语意味着高低之分）可能引发的争议不谈,则可以说,斯宾格勒从另一个角度（或另一个层面）提出了复数文化的概念,而这个概念的内涵与人类学家们的概念不尽相同.斯宾格勒论述了一整套“以比较文化形态学为理论体系”（《西方的没落》中译者语）的历史哲学,其中复数的文化概念自然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按斯宾格勒所谓“世界历史的形态学观（conception of a morphology of world-history）”,大体上就是把“文化”理解为世界历史构成的“有意义的单位”.在世界历史这个舞台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的戏剧.”这群文化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且像有机体一样各自有其生命及生命周期（生老病死）.与人类学家们一样,他也认为各种文化互相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个别世界”.他把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阶段进行论述的“西欧历史体系”说成是“托勒密体系”（即地心说体系）,而把自己不承认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高于其他文化的体系称为“哥白尼体系”（即日心说体系）,似乎也有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意思.但人类学家们所关注的“原始文化”在他眼里只是“第一个时代”的残存物.“原始文化既不是一个有机体,也不是若干有机体的总和.”而他所说的“伟大文化”则是在“第二个时代”勃然兴起的,仅有“西方文化”、“古典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和“印度文化”等八个“高级文化”.而且,除西方文化正走向没落以外,其他七个文化已经死亡.他把这些文化的形成归因于一种神秘的存在,一种“灵魂”,因而有“一种文化是在一个伟大的灵魂苏醒时诞生的”,“当这灵魂实现了全部可能性时,文化就死了”之类说法.这与本尼迪克特将之归因于“在人类生活的可能性中做出的不同选择”显然是大异其趣.事实上,斯宾格勒不仅认为“人类只是一个动物学的说法”,而且还认为人类只是文化的“材料”（“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这种观点怕是任何人类学家都无法接受的.我想人类学家们会倾向于同意布罗代尔的说法：“历史学家们不相信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或阿诺德·汤因比这种热情过度的探索者,无疑是正确的.任何与普遍性理论密切相关的历史都需要恢复其真实面目----图像、地图、精确的年表与证据.”
汤因比也是布罗代尔重点论及的对象.顺便说一下,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节译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大影响.汤因比用文明取代了文化.不过,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他使用的“文明”一词与斯宾格勒使用的“文化”一词视为等价物.而且,前者明显脱胎于后者.汤因比列举的文明共有21个或22个,其中存活至今的只有5个,它们是：远东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这些文明也如斯宾格勒的文化一样,有诞生、成长、和死亡的生命周期,也即有其不可抗拒的命运.汤因比论述文明兴起的原因时,没有“灵魂苏醒”之类的神秘概念,而是归结为一种较为偏重经验的“模式”——“挑战与应战”,也就是归结为人类群体与环境的互动.但在论及文明的成长模式时,他将之归因于有创造力的少数人的“生命冲动”（布罗代尔特地为汤因比挑选出来的柏格森用语）,就又多少相当于斯宾格勒的“灵魂”一说了.衰落自然缘起于这少数人丧失了“生命冲动”,但汤因比却也为衰落过程精心设计了一个模式,布罗代尔说他的这个模式是“把一切都简化为罗马帝国的终结”.还有一点需注意,那就是：汤因比虽然也强调文明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但他为所有不同文明建立统一模式的努力却把他带往另一个方向——对普遍性的寻求.他说：“在各种文化之上存在着同一的人类精神本性.”布罗代尔说他这是想协调单数文明和复数文明,又说自己并不欣赏他的这种协调方式.关于汤因比最后要说的一点是,他那十卷本的洋洋巨著《历史研究》中对“原始文化”几乎只字未提.
施特劳斯的追溯并没有止步于斯宾格勒.在施特劳斯看来,文化一词的现代用法当源起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按卢梭的看法,公民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他认为,公民社会必须有自己的个性才会健康,这就要求民族的排他性制度来产生或培养公民社会的个性.这些制度必须由一种‘民族的哲学’、一种无法移植于其他社会的思维方式提供活力：‘每个民族的哲学几乎不适用于其他民族’.另一方面,科学或哲学从本质上具有普世性（universal）,它对所有智者（wise man）都一样.哲学和科学的传播必然削弱‘民族哲学’的力量,从而削弱公民对其共同体特殊生活方式的依附.”以上提供的“卢梭的看法”中,那个强调特殊性的“复数文化”概念的确已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卢梭自己当然与“所有智者”一样,相信的是具有普世性的科学与哲学而非“民族哲学”.看来“民族哲学”和“无法移植于其他社会的思维方式”等等都是卢梭认为“立法者”应该为愚众（“智者”的反面）准备的,目的在于增强“公民对其共同体特殊生活方式的依附”,也即（通俗地说）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施特劳斯点明了卢梭的意思：“社会之成败端赖于一种特别的蒙昧（obfus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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