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的圣贤情结与其影响,这是一篇与欧阳修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欧阳修论文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刘越峰（1970）,男,辽宁沈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文化研究.
摘 要：在北宋以前,期许成为圣贤的人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风气,以圣贤自居的做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北宋的欧阳修扭转了这一局面,欧阳修具有浓重的“圣贤情结”：第一,他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第二,他有着浓重的自觉比拟圣贤的文化心态；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圣贤情结”表现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他在“立德”、“立言”和“立功”等方面都堪称典范.欧阳修所具备的这种“圣贤情结”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充分表明了宋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再次高扬；在欧阳修“圣贤情结”的影响下,众多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成为“圣贤”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认定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另外,欧阳修散文简约明白风格的形成也与他有意识地追摹圣贤经典风格有相当大的关联,甚至影响到了宋代众多“拟圣派”作家的出现,这可以看作是欧阳修“圣贤情结”对其散文创作,乃至于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最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
欧阳修；圣贤情结；表现；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3008205
元代的罗壁曾说：“（宋人）论治必首三代,论人必希圣贤,论文必本六经.”[1]他从三个方面概括指出了宋人学术的特点.其实,“论人必希圣贤”是其他两个方面的基础,因为所谓“三代”是圣贤的时代,所谓“六经”自然是指圣贤的经典,也就是说,追摹圣贤是宋代学人法三代、本六经的基础,其中北宋的欧阳修更具有明显的学拟圣贤的倾向,我们称之为“圣贤情结”.所谓“圣贤情结”就是指某人具有一种持久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要求当事人不再满足于只作一个有道德操守的谦谦君子,而是以心目中的“圣人”为榜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无限可能地接近“圣人”的标准,在道德表现、生命价值实践等方面达到极至,以便让自己能够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待肉身在这个世界上消亡以后,英名流芳千古.而欧阳修这种“圣贤情结”对当时的士风、理学的形成以及散文创作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以下试论述之.
一、欧阳修以前的“圣贤情结”
我们这里论述的“圣贤情结”也并不是欧阳修的专利,按陈植锷先生的论述,有意模仿圣人口气和体例撰写著作从孟子就已经开始了[2]210.在孟子之后,直到晚唐,期许成为圣贤的情结就根植于儒家传统文化中.在中国历史上,想要成为圣贤的可谓代不乏人,汉代的扬雄曾经模仿《论语》作《法言》,又模仿《周易》作《太玄》,这很明显是拟圣之作,王充在《论衡·对作》中说：“扬子云造《玄》,二经发一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拟）圣人,而汉朝不讥.”[3]隋末唐初的大儒王通,钱钟书先生称他为：“自命儒宗,以河汾上继洙泗者.”[4]他作《中说》等书,刻意模仿圣人口吻以及著书范式,以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摹拟圣人之语言,自扬雄始,犹未敢冒其名.摹拟圣人之事迹,则自通始.”[5]相对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但还有如刘勰那样以“宗经”、“征圣”相标榜的士人,中唐的韩愈,醉心于所谓“道统”的建设,自己以圣人的嫡传者自居.他排出一个从三皇五帝到孔丘、孟子再到自己的道统传承序列,他所谓的“道统”其实就是一个历代圣贤的排行榜.
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古往今来,期许成为“圣贤”的人,确实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他们以圣贤自居的作法也没有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如对王通的学拟圣贤作《中说》,后人便有疑问：“文中子的拟儒派,今所传《中说》、《元经》等都是他的孙子在唐初所伪造,借以装点祖父门面的.其书处处模仿四书五经,大言不惭,而辞意尘下,比扬雄还不如.”[6]再如宋代名僧契嵩就对韩愈《答崔立之书》中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一语深为不满：“昔扬雄作《太玄经》,以准《易》故也,而汉诸儒非之,比之吴楚僭号称王者也.今韩子辄言作经,何其易也?使韩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书,犹宜待他辈或后世酋之为经,安是预自称之?虽其未成,比之扬雄亦以过僭矣.”[7]
到晚唐、五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由于时代等方面原因,人们的自信力严重下降,不要说整个社会,即便是个人想要成为圣贤的希求也明显减弱,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圣贤又一次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成了人们心目中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如皮日休的《鹿门子》中就表现出了类似的观点.有人问皮日休：“圣人皆可修而至乎?”他说：“圣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后能修,能修,然后能圣.且尧为唐侯,二十而德盛；舜为鳏民,二十以孝闻.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戏,必以艺；仲尼之戏,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盖修而至者,颜子也,孟轲也.若圣人者,天资也,非修而至也.”[8]至此,“圣贤”又一次远离士人,重新变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这种状况直到北宋才大有改观.
二、欧阳修的“圣贤情结”
随着宋代一统天下,生产力发展、推尊儒术以及推行佑文政策等方面原因,期许成为“圣贤”的愿望又一次在宋代知识分子心中萌动,尤其是在仁宗庆历前后,士人们成圣的心态更加膨胀,欧阳修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我们可从三方面分析这一问题：
第一,在理论上欧阳修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这正如钱穆先生说：“庐陵虽疑经辨伪,不喜言心性,而庐陵胸中自有一番古圣人及所谓古圣人之道者在.”[9]欧阳修坚定地相信,只有成为圣贤,才能实现不朽,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说：
君子之于学,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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