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参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意愿与影响因素,本论文可用于职业教育论文范文参考下载，职业教育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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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对江西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于参与职业教育的经济成本比较敏感；处于中等地位水平的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最为强烈；农民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预期收益越低,对于职业教育学校的评价越低,对于自身生活现状越满意,现代性水平越低,就越不愿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为此,政府及职业教育部门应从刺激需求的角度出发,增加对于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补助水平,加强对于职业教育学校的管理与考核,提高办学质量,提升职业教育的公众吸引力.
关键词 职业教育；农民工；参与意愿；江西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6-0065-05
2017年一号文件指出,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工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对于我国社会发展与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我国建设一个更公平、更稳定、更和谐的社会[1].然而,对于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研究显示,农民工职业教育长期存在着参与意愿比较高,实际参与比例较低的“落差”现象.一方面,大量的实证调查显示,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职业教育及培训持积极态度,表示愿意或需要参加职业教育的比例在60%～70%之间；另一方面,实际参与职业教育及培训的农民工比例却普遍在20%上下[2][3].对于这种高培训意愿、低培训率的困局,研究者们大都从职业教育体系的制度设计及教育资源的供给等方面作出解释.本文认为,导致农民工职业教育目前所面临的这种困局,除了制度因素之外,作为职业教育主体的农民工,个人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与评价同样也在其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职业教育与农民工两者之间的关联,作出针对性的政策调整.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导致农民工不愿接收职业教育培训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制度、学校、农民工个体三个方面的影响[4].对于农民工个人及家庭因素的讨论并不多,概括来说,则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对于职业教育的收益预期、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与滿意度以及农民工自身对于改变现状的决心.
在职业教育的收益预期方面,许多学者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型认为,农民是否愿意为培训付费主要取决于预期收益与培训成本的比较.农民的培训参与成本在该模型中是确定的,但是由于农民的自身因素及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参与培训的预期收益无法确定,由此导致农民不愿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5][6].然而,对于职业教育的收益不确定性问题并不能够对职业教育培训实际参与率比较低作出充分解释.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以及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农村职业教育具有较高的回报率[7][8],参与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在收入及社会流动方面肯定要优于那些没有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农民工,因此职业教育的预期收益即使不确定,但基本上也会高于参与成本；另一方面,不确定性收益无法解释学历教育的参与率问题.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同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环,在同等条件下,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一样,其预期收益也是不确定的.但是学历教育的实际参与率要远远高于职业教育.因此,笔者认为,导致职业教育实际参与率低于参与意愿的原因并不在于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而是在于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本身就存在着较低的收益预期.与学历教育主要传授理论性知识与方法论不同,职业教育是为了向学生传授一门实用的技术,例如烹饪、汽修、机械操作等.根据布雷弗曼的技能剥夺（Deskilling）理论,劳动工人的个人技术或工匠精神在大规模工业化与自动化生产的时代逐渐被机器取代,劳动工人日益成为一个只能出卖劳动力的个体[9].农民工即使可以在职业培训学校学到一门技术,但这门技术在工业时代的回报是很低的.注重标准化的现代化工厂在尽可能地减少非标准化人力技术的操作,把人作为一个机器单元放置在标准化生产之中.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工业生产依赖于标准化的机器生产,留给农民工使用技术的空间也越来越窄,因此他们对于职业教育的收益预期也在逐渐降低.
在职业教育的认知与满意度方面,张亮等人的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对于职业培训的满意度越高,其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也就越强烈,满意度每提高一级,农民参与职业教育的概率约上升2.6个百分点.但是,对于职业教育满意度的考察仅仅适用于那些已经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占总体的比例并不高.对于那些具有参与职业培训意愿而未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没有把这个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其原因并不在于满意度方面,而是在对于职业教育的态度认知方面.在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体系下,职业教育学校被认定为只有那些考不上大学的人才会去,因此去职业教育学校学习首先就被贴上低人一等的标签.此外,由于长期以来媒体的负面报道及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管理混乱的现状,社会已经对职业教育学校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在职业教育学校并不能够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相反还要付出比学历教育更多的教育成本.因此,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学校的认知与认可度可能是影响他们参与职业教育的重要因素.
在农民工自身因素方面,张智敏等人的研究显示,农民工对于现状越满意,对于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就越低.年龄、月收入、收入保障程度是影响农民工生存满意度的重要因素[10].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农民工是否具有改变现有生活状况的需求,还与农民工的现代性有关[11].农民工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也是从传统乡土社会人格向现代工业社会人格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由偏向于保守、规避风险、注重稳定的传统人向注重效率、积极、掌握处境的现代人转变.在英科尔斯的研究中,学校与工厂是推动农民发生这种转变的两种关键力量[12].农民工作为农民与工人这两种身份的集合体,他们既存在着农民的传统性,也具有城市工人的现代性.因此,农民工自身的现代性是影响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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