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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权论文范文写作 民国妇女杂志女子月刊的女权相关论文写作资料

主题:女权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4

民国妇女杂志女子月刊的女权,本文是一篇关于女权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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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子月刊》是1930年代重要的妇女刊物,本身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既非纯商业性杂志,亦非妇女团体或党派所属刊物,而是女性知识分子为救国难唤醒同胞展开妇女运动的抓手,也因此刊物呈现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文章通过对《女子月刊》的全景扫描,观照出这份独特的妇女刊物在女权论述上呈具的特色,并试图考察其论述的因袭之处及影响意义.

[关键词] 女子月刊 女权论述 妇女运动 1930年代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1-0110-06

[Abstract] The Women Monthl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men’s magazines in 1930s, which was founded by Huang Xinmin to se the country and wake women up, and it is famous for its ideali and different from business journals and the magazines founded by groups. The paper has discussed how the magazine discourse women rights through overall view, and analyze the origin and the effect about its discourse.

[Key words] Women Monthly Discourse on femini Women’s Movement 1930s

《女子月刊》是1930年代一份重要的女性刊物,它以当时刚停刊不久、我国发行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的女性刊物《妇女杂志》(1915—1931)为标杆,接过讨论妇女问题的大旗,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受到读者的欢迎乃至大力支持,有“中国妇女唯一的良师益友”[1]之美称.妇女问题自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最早关注和提出,经由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到1930年代女权运动的面貌与内容有所变化和迁移,本文以《女子月刊》这份19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妇女刊物为对象,分析刊物中的相关女权论述,并试作进一步探讨:这些论述是《女子月刊》的一家之言,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1930年代女权运动的某些共同面貌?如果说女权论述其来有自,那么《女子月刊》的论述有何因袭之处,它们从哪承接而来,又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此后妇女问题的走向,这也是本文的措意之处.

《女子月刊》由姚名达、黄心勉夫妇在上海创办,刊物发行的起讫时间为1933年3月8日至1937年7月,除第2卷时因查扣风波停刊一期外,每月如期出版,共出版有5卷7期,总计53期,笔者对刊物进行了全景扫描,发现《女子月刊》的女性论述呈现鲜明的特点.

1 贡献国家命题下的女权论述

肇始于战争的《女子月刊》,其创办的直接动因就为“救国”.创办人姚名达,暨南大学教授,梁启超高足,有着浓厚的学术热情与不俗的学术抱负,本一心沉浸在书斋中勤勉耕耘.其妻黄心勉勤学向上,日有精进,渐有文章见诸报端,署名“达心”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的长文《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就为黄心勉所作(该文后来还出版成书).“达心”的笔名取姚名达和黄心勉名字中各一个字组成,夫妇二人也确实学问上切磋砥砺,情感上琴瑟和谐.可以说姚、黄二人在经济、情感、志业上本都有较好安顿,然而1932年日本轰炸上海,面对家毁国破以及日重一日的国家危难,姚、黄夫妇实再难安坐,冥思苦想以求救国手段,最后决计创办《女子月刊》.因此,《女子月刊》一出生就带着“为国”的基因,其国家关怀突出,希冀通过《女子月刊》的出版为国家作出贡献.

《女子月刊》最显现的体现国家关怀的是:创办伊始特别设立“国难特别讲座”栏目,讨论女子救国的方法、切实指导女子培养相应救国本领,如战时看护常识等;设有“时代知识”栏目以解读各种国际时政问题;在每年的“新年特大号”中,不单盘点上一年度的中国妇女运动、妇女问题,还对中国经济、政治、国际局势等问题进行盘点.刊物这种种的设计,均旨在引起女子对国家和时政的关注,使之了解国家危难情形激起其爱国之心和救国之切.当然这也并非说《女子月刊》时刻紧绷着国家问题这根弦,它毕竟是一份妇女刊物,是“对我同性作智识上的服务.使得我们同性有文章有地方发表,有怀疑有地方解决,想知道的学术有地方可以获得,想休息的时候有地方可以消遣”[2],主要内容是讨论各种妇女问题,介绍国内外妇女生活状况,提供女子需要的各种知识并发表女性作品.但必须看到的是,其“为女子作智识上服务”的落脚点是为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其中的逻辑是:以《女子月刊》为平台,为女性提供有用的智识,让女性成为具有社会生产能力者,从而能从事相应的职业,不再做“分利者”,而是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重要人力资源——中国占一半的人口由“分利者”变为“创利者”,则民族解放、国家富强指日可待也.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女子月刊》在办刊过程中遭遇各种周折困厄,如经费极端困难、人力高度紧张,中途还遭逢创办人黄心勉离世、刊物被政府查扣等问题,主办者始终维持《女子月刊》于不坠,直至“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不得不停刊.对刊物贡献国家之价值的体认,是刊物能始终坚持出版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际上,妇女问题自晚清浮出历史的地表起,就始终与民族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救国论述不断将妇女整编进入救国序列.维新变法时期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与重视,是旨在改造女性成为“国民之母”“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3]参与进强国之梦.清末时节革命风潮激烈鼓荡中,缔造出“女杰”这一新的时代性别范式,更是直接将女子纳入革命的队伍.1930年代,《女子月刊》以国家利益为诉求来创办刊物和发展女权,其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有何不同之处,则“国民母”是女性始终处于家庭角色范围之内,“女杰”虽然打破了以家庭为*,女性直接与国家产生联系,因此女性也更易觉察到个体自我的独立存在,但这一性别范式以男性行动作为衡量标准,也为女性在真实性别和身份认同上带来很多矛盾和挣扎,同时革命结束后,女性还必须面对“革命的第二天”[4]的问题.而《女子月刊》时期,难得的是国家利益的谋求开始与女性个人的发展形成迭合,其救国是通过培养女子职业能力来实现的——而职业是为女性带来独立和自由的重要力量.颇有意味的是,《女子月刊》将国家利益作为其女权论述的落脚点,与此同時女性也以此为策略来为女子职业问题广开言路:“妇女是要起来要求有新的工作等要认定这是我们应有的权利!等但是,妇女们这样要求,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却也为了种族的前途”.“不仅系着妇女本身的振兴或没落的问题,而且也是系着人类的种族的强盛或衰亡的问题”[5].女权论述被国家利益收编的同时,女性也以此作为发展自身的护身符,这也进一步说明女性从来就并非只是性别再造中的被动接受者,改造女性的力量和女性自身的诉求总在相互协商,在交织着变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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