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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著述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剽窃作为一种客观的著述文化现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本文以历史时序为线索,对中国古代剽窃的发展源流作了纵向梳理,并对古人对于剽窃现象的反应及态度作了深入剖析,指出剽窃和代著、作伪、盗版等出版活动一样,是孕育中国古代著作权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剽窃古代著作权著述文化
剽窃作为一种古老的著述文化,由来已久.《礼记·曲礼上》言：“毋剿说,毋雷同.”郑玄注曰：“剿,犹掣也.取人之说为己说.”［1］“剿说”作为一种不良现象提出,其含义实际等同于后来的“抄袭”“剽窃”.这说明先秦就已出现剽窃现象.入汉后,抄袭现象已不鲜见.汉代“有贤良、文学之选”,读书人通过经术、文学才能的选拔,可以入仕为官.在利益的驱动下,“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2］.
魏晋南北朝时期,剽窃已渐成风气.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曾著有《庄子注》,死后为郭象窃去.郭氏在向注的基础上,杂合自己所作的几篇《庄子》注文,凑成了一部新的《庄子注》.虞预,字叔宁,借私访王隐的机会,“窃写”了王隐所撰《晋书》的部分内容,并勾结权贵构陷王隐,致其罢官归家.王隐幸得庾亮纸笔之助,才得以完成《晋书》.其实,王隐的文笔并不好,所著《晋书》“文体混漫,义不可解”,但虞预还是迫于“赖有著述流声于后”的压力剽窃了该书.刘宋时期的何法盛甚至厚着脸皮公然向郗绍索要《晋中兴书》,郗绍不允.何法盛便趁郗绍不在家,窃走了这部书,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又据南朝钟嵘《诗品》载：“《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3]诗僧释宝月用钱封住了柴赍的口,算是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名声,但终究没能瞒过世人的眼睛.庾仲雍,字穆之,所撰《湘州记》抄袭了《韩非子》的部分文字.清人刘声木斥其为“生吞活剥,真属下乘”［4］.另外,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拟古作品.西汉枚乘著有《七发》,魏晋以后学者竞相模仿,迭作者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等十五六家.不过,此类作品属模拟之作,和恶意剽窃又稍有区别.
“剽窃”一词正式出现在唐代：“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5］唐代社会流行一种风气,读书人为了登第入仕,先将自己的诗文献给有名望的人,请为推荐,这叫行卷.有些胸无点墨的人实在作不出像样的文章,只好剽窃他人诗文.据《大唐新语》载,唐郎中李播在蕲州做官时,有个举子李生投来行卷,李播一看,竟是自己当年应试的作品.经再三盘问才知道,原来是李生20年前在书肆花钱买得,仅将作者改换姓名而已.《唐语林》记载了一则类似的故事：“卢司空钧为郎官,守衢州,有进士贽谒.公开卷阅其文十余篇,皆公所制也.语曰：‘君何许得此文?’对曰：‘某苦心夏课所为.’公云：‘此文乃某所为,尚能自诵.’客乃伏,言：‘某得此文,不知姓名,不悟员外撰述者.’”［6］看来,类似“李鬼撞见李逵”的事例在唐代还真不是个案,真让人哭笑不得.唐人竟有凭借窃诗而中进士的.杨衡,字仲师,吴兴人,有诗名.据《唐诗记事》载,杨衡隐居庐山时,有人剽窃他的诗句而登进士第.后来杨衡也应试及第,正好遇见此人,当面质问他：“‘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此君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杨衡戏谑道：“犹可恕也.”[7]唐人多读古诗赋,前代佳句烂熟于胸,创作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袭用前人佳句.这种情况,即便是王勃、李白、杜甫、王维等这样的大诗人也在所难免.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的王勃以《滕王阁序》名扬天下,但其名句“落霞和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却是模仿北周庾信的“落花和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而来.像这类模仿而作的联句,后人还专门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类俳”.当然,也不排除恶意抄袭的.唐代有个叫张怀庆的,专好偷窃名士文章.据《大唐新语》载：“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云影,时来好取洛川归.’人谓之谚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8]针对诗文抄袭的不同情况,诗僧释皎然在《诗式》中将诗文抄袭划分为“偷语”“偷意”“偷势”三类,实际上是将剽窃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简单的文字剽窃,属比较低层次的,容易识别和判断；二是语言意境的剽窃,主要是写作手法和语言技巧的模仿,经过比较也还好识别；三是思想内容的剽窃,这属高层次的,仅从文字比较是无法识别出来的,必须对其思想内容有准确的把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剽窃行为进行归类和总结.
五代著名的剽窃案例,就是《化书》一案.《化书》本由谭峭所著,谭峭游历至建康时,请南唐大臣宋齐丘为书作序,宋齐丘稍作增改后便将其窃为己有,并改名为《齐丘子》.后来,这件事被谭峭的朋友著名道士陈抟揭露了出来.宋人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明人陈耀文《天中记》、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等对此事都有记载.
入宋以后,剽窃蹈袭前人诗句的现象依然严重.如李商隐的诗在宋初非常流行,“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9］一些名人学者的诗文也 ,如寇准的《春日登楼怀归》抄袭唐韦应物《滁州西涧》；欧阳修的一些诗文也不自觉地蹈袭韩愈.剽窃之风甚至延及翰林草制文书,“依样画葫芦”这个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事文类聚》载：“陶谷文翰为一时冠.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谷下.谷不平,乃俾其党,因事荐谷,以为谷久在词禁,宣力实多.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尔,何宣力之有?’谷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云：‘官职须从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决意不用.”[10]陶谷和宋太祖赵匡胤同为后周旧臣,入宋后在翰林院负责起草文书多年,本想通过这层关系谋得高位,没想到被宋太祖讥为“依样画葫芦”.另外,宋代科场剽窃也渐成风气.南宋理学家陈淳指出：“圣贤之学和科举之学,事同而情异.同是书也,同是语也.科举之儒,专事涉猎剽窃,以妆点时样,取妍于人.”［11］陈藻也有“从来剽窃为场屋,直是无繇识古书”[12]（《乐轩集》卷3《次韵回叔经》）之句.诗文之外,图书剽窃的也有不少,如洪迈晚年为了赶写《夷坚志》,剽窃了其他书的内容.不过洪氏在《夷坚支庚序》中坦承了剽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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