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诗歌标准问题讨论之回顾,这篇诗歌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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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标准问题似乎自新诗诞生以来就一直是一个问题,聚讼纷纭,论争不断,从来没有真正地停止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新诗这种文体的“不稳定”、“不规范”有关,同时也和新诗之不受羁绊、追求自由的品质有关.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尤甚,关于诗歌人们的争议越来越多而共识越来越少,这大概和网络对于诗歌“生产力”的解放有关,诸多的观点、言论借助网络这个低准入、高效便捷的平台而呈现到公众面前,加剧了诗坛的“分裂”,诗歌在这个时代的确已经失去了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好事,它呈现了更多不同的声音和立场,“理不辨不明”.但同时应该看到,这并不意味着诗歌不再需要标准,实际上对诗歌标准的需求可能更为迫切,更值得讨论.因为,只有在有效交流、充分表达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我们时代关于诗歌认知的“最大公约数”,反思诗歌中存在的问题,推动诗歌的向前发展.
近年以来,“梨花体”、“废话体”、“羊羔体”、“乌青体”等都是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例子,这自然是诗歌标准分裂、缺乏的一个表征,而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在诗歌界内部实际上是更多、更有成效的,这一讨论并没有多少“公众效应”和“爆炸性”,但却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意义是不应被忽视的.2002年,《诗刊》下半月刊设立“新诗标准讨论”专栏,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分6期发表了50位诗人、批评家、学者的文章,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此后数年,《江汉大学学报》《诗潮》《特区文学》《中国诗人》等刊物均就此问题展开过讨论.诗歌标准问题再一次形成热潮是在2008年,理论刊物《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全年设立“诗歌标准讨论”专栏,由诗歌评论家陈仲义主持,全年发表了22篇学者、评论家、诗人的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的研讨.在这之后,关于诗歌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此前那么集中,但仍在继续,不时仍有回响.本文拟对世纪初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进行一些概观和回顾,希冀由此见出关于诗歌标准问题人们的不同立场、观点,以及其在近年来的若干新流变、新走向.
一
诗歌标准之成为“问题”,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这个时代没有了诗歌标准或者诗歌标准出了问题.应该说,这个前提性判断是准确的,当今时代所出现的许多诗歌问题都和诗歌标准的缺乏和失序有关,提出这个问题有助于相关人士的自觉、自省,以匡偏扶弊、扬长避短,诗歌标准问题的提出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和艺术良知的体现.当然,正如评论家张清华直言不讳指出的：“（诗歌写作的标准）这个问题确实不能够期望简单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一般性的呼吁和讨论甚至是没有意义的,它也可以被善良的人们理解为是一种责任感,也可以被不那么善良的人们理解为是试图施以霸权”[1].这里面的动机和行为方式确实很复杂,不过就主流而言,绝大多数的参加者应该说都还是严肃、认真、理性地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保证了讨论的有效性,也是责任感的体现.
关于诗歌的具体标准,讨论中有许多诗人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但却不可能得出一致性的、所有人都认可并严格遵照执行的结论性规范.《诗刊》社2002年的讨论没有“得出”关于诗歌的具体标准,2008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的讨论也不可能“得出”具体的结论.当然,许多具体的标准可能并不一定人人都会认同,但却并不妨碍它能够给人一定的启示和激发,并不代表这种具体标准的提出就没有意义.在这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如陈仲义的“四动”标准：情感层面的“感动”、精神层面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的“挑动”、语言层面的“惊动”[2],这里面显然有较为完备的、体系化的思考,较有概括力和说服力,当然,没有意外地,它也并没有转化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准则,很多人有着不同甚至激烈的反对意见.但不可否认,他所提出的诸多问题是值得许多人深思和借鉴的.又如,学者王珂由他长久以来对新诗诗体的研究出发,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关于新诗标准的“现实构建策略”：“一体”、“两象”、“三关”、“四要”.其中“一体”指新诗必须重视“诗体”,诗人应该有诗体意识,新诗要建设常规诗体；“两象”指新诗写作,特别是口语诗写作和叙述诗要重视“想象”和“意象”；“三关”指要适度提高行业的“准入”难度,如古代诗人需要有“推敲”基本功和格律常识,新诗诗人应该过“语言关、诗的知识关和诗的技巧关”,“四要”指新诗诗人要重视“学养、技巧、难度和高度”,“四要”也可以称为“四种境界”.[3]这其中的一些具体标准或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但他所提出的诸多问题无疑是值得讨论、引人思考的.实际上,许多人所提出的具体的诗歌标准都可做如是观,不一定人人都认同（实际上也不可能人人都认同）,但是能够引起人的思考,唤起更多人关于诗歌标准的意识,这便是积极的、有益的.诗评家荣光启没有提出具体的诗歌“标准”,而是探讨了有关现代汉诗的三个“尺度”：“新诗其实是一种现代汉语诗歌,我们至少可以从‘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角度来谈论,现代汉诗的本体是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互动、纠缠和克服的一种状态,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个体经验的深度、现代汉语的自觉和诗歌形式意识等必要的谈论尺度.”“看看一首诗在现代汉诗的历史脉络当中言说了怎样深刻而动人的经验、锤炼出怎样生动而丰富的语言及呈现出怎样新鲜、合宜又充满意味的形式.”[4]这样的“尺度”比之“标准”更具弹性,但无疑这也彰显了作者所持守的某种标准,同时使得诗歌标准的讨论更具灵活性和可能性.
讨论诗歌标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求取关于诗歌的最大公约数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仍然困难重重,它更多是一个动态的磋商、协调、修正、妥协的过程.可以看做诗歌标准讨论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诗刊社”2008年初在评选第六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时候,对候选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结合你在诗歌写作和阅读中的体会,谈谈进入新世纪以来,一首优秀的现代汉语诗歌应具备哪几个方面或者应有哪些特点.”这类似于要求诗人阐述其诗歌观念和诗歌标准,2008年第5期的《诗刊》下半月刊出版“华文青年诗人奖特辑”,刊发了共37位获奖和入围诗人的诗歌作品和关于上述问题的短文.此后有论者曾从：A.心灵性、感动、感染力；B.真诚、说“人”话、抒情性；C.眼泪、疼痛、爱、担当；D.母语、民族文化特征、想象力；E.独特性、创造性、自由等五个方面对之进行了概括[5],虽然不少诗人的观点之间大同小异,但所有这些意见的综合、概括却并非最后的共识和结论,相反,可能没有一个人会完全同意,它要么是大于一要么是小于一的,但却不会等于一.所有这些都说明,已经不可能有一个唯一的、一统的诗歌标准存在,因为这涉及到标准制定者的“权利”和“合法性”的问题：谁来制定?谁有权利制定?这种权利和合法性由谁赋予?等等.标准作为一种规范,一定程度上是压制性和约束性的,而诗人又天生要对抗宰制,崇尚自由,任何人为的、具体的标准都会被视为压迫性的存在而成为应予推翻的目标.而今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人人都是有“权利”写作诗歌,并制定自己的“标准”的,文化发展中的这种“ ”趋势不可逆转,这也是“进步”的体现.但这里面的问题是,当今时代的人们似乎还没有学会如何“自由”,以致浪费了自由的权利,突破了本应存在的界限、底线和规范,取消了自身的规定性,这实际上也取消了自由本身,正如程光炜所言：“在一个正在走向多元的社会中,尊重文学的多元当然是没有问题.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有人会利用这个‘多元’,将文学一些最基本的精神标准也解构掉了.”[6]如果没有充分的自我意识和自律精神,诗将彻底丧失它的底线,而和非诗沦为一谈,庸诗和好诗的鉴别机制也将完全失效,这对于诗歌的发展而言无疑是极其不利的.故而,仍然需要寻求某种“新诗知识共同体”或者“新诗标准共同体”,如有的学者所言：“于是,如果我们真的试图建立一个新诗的标准——有关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好诗——我们能够做到的就只能是置身于诗歌知识共同体内的‘协商’、不知不觉中的相互让步：在已有的作品、正在出现的作品和将要出现的作品之间协商,在诗人、读者之间协商,在诗歌艺术和社会情势之间协商.而从常理知道,在这个共同体内协商谈判的各方之间,各方的声音不可能同等程度的大小,而至于什么时候,哪一种声音更洪亮,谁的价值标准占据上风,是作者、文本、读者还是社会甚至某种意识形态,这是无法预测的,它只能是一个时代的艺术时尚、学术兴趣以及社会情势等相互交错的结果.”[7]这种“过程”很大程度上的确比“结果”更为重要.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诗歌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诗歌大全100首 小学生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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