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冰心小诗体外来影响,本论文可用于冰心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冰心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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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小诗形式短小、诗意凝练,常常将诗人瞬间的感悟、零星的体验用几行诗句作速写式记录,以此表达“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1]因此,在“五四”落潮的苦闷彷徨中,深得广大知识青年的喜爱,借此承载他们转向内心的喟叹和安慰.当时,作为文人发声体之一的报纸期刊,也为小诗的繁荣提供了一种载体.《诗》杂志专辟“小诗”栏目,《晨报副刊》、《小说月报》等杂志竞相发表小诗.各种作用使得小诗一发而不可收.
小诗影响之大,论及原因,自然和它诞生之初的多种“营养”密不可分.其中最不能被忽视的当属国外因素的“移植”.众所周知,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期,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以及国外作家作品的译介无疑对新文学的发生有极大的影响.该时期作为小诗创作的滥觞期,同样会在“外力”作用下成长乃至定型.连周作人都讲“中国现代的小诗的发达,很受外国的影响,是一个明瞭的事实”.[2]而作为五四时期小诗创作的代表,冰心的小诗无疑更能凸显这一特质,无论是从思想、语言方面还是主题、体裁方面都可窥到国外文学思想的身影,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在诗人身上潜移默化的结果.
1923年,冰心的小诗集《繁星》《春水》出版,读者争相阅读和模仿,造成了“小诗的流行的时代”.茅盾更是将冰心的小诗称为“繁星格”“春水体”.促使冰心将“零碎的思想”“收集起来 ”“印在纸上”[3]的原始动力则直接来源于印度的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泰戈尔的《飞鸟集》.在访谈录里冰心曾说：“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只是上课的时候,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上几句.后来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种小诗非常自由.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有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集,选了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4]由此可见,第一个成就冰心小诗的外国因素就是泰戈尔以及他的哲学思想和文体风格.
然而,若是仔细考察《飞鸟集》的来源,便可发现,收录了325首诗的《飞鸟集》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由诗人译自自己的孟加拉文格言诗集《碎玉集》（1899）,另外一部分则是诗人1916年造访日本时的即兴英文诗作.在诗人居留日本的三个多月中,不断有淑女求其题写扇面或纪念册,这些一两句的即兴之作后来也被收纳入集.并且诗人对于日本俳句的简洁优美印象深刻,他的日记可以佐证其对俳句的喜爱：“这些人的心灵像清澈的溪流一样无声无息,像湖水一样宁静.迄今,我所听到的一些诗篇都是犹如优美的画,而不是歌.”[5]这里泰戈尔所听到的诗篇正是松尾芭蕉的一首俳句：“/古老的水池,青蛙跳跃,一片水声溅起.”他接着写道：“/够了,再多余的诗句没有必要了.日本读者的心灵仿佛是长眼睛似的.古老而陈旧的水池是被人遗弃的,宁静而又黝黑的.一只青蛙跳进水里的声音,清晰可闻,可见水池是多么的幽静.”[6]冰心的小诗就间接性地吸收了日本俳句的特点.周作人是当时译作日本诗歌的主力健将,在1921年新诗坛消沉之际,将“日本诗歌作为一种可资借鉴、在内容和形式上兼具了新的品质的诗歌范型”[7]译介到中国新诗界.精通日文的周作人尤其推崇石川啄木、松尾芭蕉、小林一茶等人的诗歌,认为“日本的歌实在可以说是理想的小诗”,它“适于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颇适于抒写刹那的印象,正是现代人的一种需要”.[8]正是看到这两股外部因素,周作人才在《论小诗》一文中理直气壮地讲到“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他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和日本,在思想上是冥想和享乐.”[9]第二个成就冰心小诗的外部因素就是日本诗歌尤其是俳句的影响.
谈到冰心小诗,不得不说的是“爱的哲学”.阿英在《谢冰心》中说道泰戈尔的“唯心哲学精神”有力地影响了冰心,使她“肩起了所谓的‘爱的哲学’的旗帜.”[10]此言一出马上成为冰心小诗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维度,评论者褒贬不一.就阿英而言,即认为冰心让人类剔除隔膜去相爱是“皮相的空论”；[11]而茅盾则认为她是“从‘问题’面前逃走,‘心中的风雨来了’时就躲到‘母亲的怀里’了”,因此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爱的哲学”.[12]而持赞赏态度的巴金则赞扬从冰心的文字中“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13]对于不同时期这“爱的哲学”对社会、对青年所起的作用这里暂且搁置不议,单就此哲学本身的来源就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探讨,对它的研究可以反映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冰心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构成以及动荡时代的中国大众的期待视野.概括来讲,冰心小诗中以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贯穿于整个文学创作的“爱的哲学”主要是西方基督教义、印度泰戈尔哲学加之自身的童年经验合力而成的结果.而这正是成就冰心小诗的第三个外部因素.
一方面,西方基督教义和《圣经》对冰心的影响在她进入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时就已开始发酵.《圣经》故事、上帝、耶稣、博爱、十字架等有关基督教文化的知识是冰心创作小诗的源泉.她曾经依据《圣经》原文创作的《圣诗》发表在1921年《生命》杂志上,以诗的方式表达她对上帝和基督的祈祷和赞颂.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大概也是唯一一个基督教宗教赞美诗的诗人”,[14]少女冰心在汲取基督博爱、平等、奉献等教义的基础上逐步找寻一种独立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思想.表现在《圣诗》、《繁星》、《晚祷（一）》、《人格》等作品中即是“爱的哲学”的雏形.
另一方面,接触泰戈尔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转变的过程.以泛神论为基础将最终的归宿定位为爱是泰戈尔哲学的主要思想.他曾说：“我们爱生命,实在是为了维护我们同这个世界的关系.等一切存在的矛盾都在爱中融化、消逝,只有在爱中,统一和二元才不矛盾.爱同时又是一又是二.只有爱才同时是动又是静.在爱中,得和失和谐起来.”[15]泰戈尔将爱视为连结大自然和人类的纽带.他的笔“把我们从怀疑贪婪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16]带到安徒生的童话里去.而冰心正是由于在《飞鸟集》中找到了自己,所以才激动的写到：“泰戈尔等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17]从此,冰心和泰戈尔的思想就在童年少年的生命体验中合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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