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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后：经验与时代”小辑
编者按：2000年前后,几乎是在媒体不约而同的报道中,“八零后”以一种叛逆、自我、自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独生子女、物质丰厚、精神虚无等等关键词,和这代人捆绑在一起.十余年过去,已经跨过或正在奔往而立之年的“八零后”,如何处理个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在历史的链条中寻找到恰当的定位,将自身的身家性命安放?成为让人关注的问题.有着不一样生长背景的三位作者,向我们描述了各自成长过程的生活经验与精神履历,其中的分歧显而易见,表述也有失于偏颇、值得斟酌的地方.将他们编辑到一起,并非出自认同他们对自身经验的解读与判断,而是因为很少能够听到这一代人自身的告白.但愿这个小辑能够引发对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与思想面貌的更为深广与全面的思考.
个我的受挫
2011年初,我所租住的公寓房东毫不留情地通知我,不再续租,另谋住处.这就意味着我和我寓所里面的另外三个年轻人都必须在一周内搬出这个我们住了一年多的房间.房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把房子直租给我们赚不了太多钱（实际上他每个月从我们四个人身上收取了整整5000元）,如果直接整租给房屋*公司,*公司则会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改造出更多的空间（比如把一居室改造为三居室,把三居室改造成五居室）来赚取更多的租金.
一年半以来,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换租.最开始的时候,我租住在人民大学南边的三义庙小区,这是一个1980年代的筒子楼,我租了其中一个十二平米的小房间,不能洗澡,不能做饭,三层住户十几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月租八百元.我在这个地方坚持生活了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坚持,是因为我每天必须骑车十五分钟左右去附近的人民大学解决吃饭、洗澡等等生活问题.最后随着严冬的来临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住处.第二个住处是海淀南路的一个合租房,我租住了客厅的一个小隔间,大约十二平米,没有厨房,但有洗澡间和卫生间,月租一千元.但非常要命的是,因为房间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来的,所以隔音和隔光的效果非常不好,也就是说,房间里面的所有动静在我的隔间里面都能听到,这对我的睡眠构成了挑战.最开始的方法是等所有人都睡了我再准备睡,但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很难协调,往往是我快要睡着时,突然有个人跑到洗澡间去洗澡了,或者是到客厅打开灯拿什么东西,于是我就会被吵醒.后来我不得不求助于眼罩和去噪音耳塞,把自己严严实实地与外界隔离起来,成为我每天晚上的必备功课.李陀先生有一次跑到我的住处,当他听说我对面的隔间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时,突然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怎么办?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我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才奇怪地发现我很多次听到那对夫妻为了各种生活琐事吵架的声音,却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发出的声音.在这个房间住了大概半年时间,因为*公司和房东之间发生了纠纷,我被通知换租.于是又搬到了小南庄,也就是我现在的住处,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间,我租了其中一个大约十四平米的小单间,月租一千三百元.总算住到了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房间,我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心地工作生活了,但房东变相的“逐客令”又让我措手不及.
选择这种租房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在2004年以前,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可以分到一间小房间作为“过渡房”.但2004年以后,为了响应国家住房改革制度,这一政策取消了.而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够去租住过于昂贵的房子,更重要的是,因为租房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给租房者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我这种简单的租房经历可能在很多年轻人身上都发生过,如果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可能这是很平常的生活阅历,也没有必要拿出来抱怨,实际上,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条件比我更简陋.我和李陀先生曾一起去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出租房观看,在北京的大多数高层建筑下面都有地下室,这些地下室本来可能是用于泊车或者储存货物,但现在大部分都被出租出去,建成一个个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很多的小公司就把自己的员工安排住在这种地方.这些地方潮湿、阴冷、空气不通畅,安全设备简陋,我和李陀在观看这些地方时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的自然灾害怎么办?在人民大学附近紫金大厦的一个地下房间里面,一个八零后的女性笑着对我和李陀说：“你们是来租房的吗?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们千万不要住在这里,住久了会生病的.”她说这话的时候面带笑容,丝毫没有抱怨之意,难道这不是中国人的另外一种勇敢和坚强吗?
我承认我因此充满了沮丧感,甚至是失败感.也许这一失败首先是个人的,在一个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的社会里面,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2004年我到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周边的房价在四千元左右,但五年后的2009年,已经疯涨到了三万元,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已经在四万五千元左右.2010年被称为房产市场最严格的“调控年”,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一再表示会尽力控制房价,但从10月份开始,房价逆势反弹,我所在的小南庄一带,1980年代的二手房从10月份的三万每平涨到了12月份的三万三每平.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0月份买下一套一百平的旧房子,在两个月后转手就可以赚到三十万.三十万意味着什么?
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如何来讨论所谓的“个人奋斗”问题?我们知道,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文化想象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转换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劳动从一个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在近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中,讲述了一群八零后青年的奋斗故事.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叙事,因为在这群年轻人的背后,都有着雄厚的“先在资本”,正是因为有这些先在资本的铺垫,“奋斗”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中青年人的起点可能是一生都难以企及的终点.1980年代的孙少安虽然出身贫寒,但是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尊严,并改变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现在看来,这是1980年代对于改革的一种乐观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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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时候，要选择难走那条路
最近，我的好哥们儿大军所在的银行技术岗位有个机会，他想去试试。但是他已经做了两年业务了，一方面技术荒废了不少；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把做业务积累的资。
最难那条路
2018年已至。新與旧的交替每每令人怅惘，为时间的无法逆转，为终将被遗忘的，为我们没有实现的，为我们痛失的。媒体多在此时例行盘点过往的一年，。
企业党建活动应该走那条路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1145（2017）02-000-03摘要企业党建活动是推动企业党的建设向前发展的重要。
车改总要有一条路可走
从记者在做这期选题开始，就不断询问各地公车改革的情况，最后了解到公车改革的两种常用方式。一种是原有公车统一集中到一个管理中心名下，比如机关事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