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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论文参考文献：
在晚清向民国过渡时期,时局动荡,新旧中西各方势力庞杂相处.不过,那也是一个大师结伴而来的时期.从参和戊戌变法到选上第一届 研究院院士,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张元济,为求生存、谋发展,数十年间同时和上下左右、内外新旧各方关系和平交往,创造了出版业、文化史上的不朽传奇.
通过考察张元济游走于清末民国时期政、学、商三界之间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主要是通过业缘、姻缘、地缘来构建出政学商界高端人脉关系；同时观察到,同一历史事件围绕和性质不一的人物或利益集团交往,不仅是张元济个人独有的历史现象,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通过对张元济的研究,可以揭示从清末到民国这段复杂多变历史时期的人脉关系,进而检视、发现由此展开的转型时期复杂的历史和标签化历史认知的差异.
科举制度自诞生以来,即成为中国社会人才合理流动的主要管道.张元济依托这一渠道而跻身上流,通过业缘迈出了成功人生的第一步.他于一八 年中举,同科有汪康年、蔡元培、吴士鉴、徐珂、汪大燮等人；一 二年的进士及第,同年有汪康年、蔡元培、吴士鉴、陈伯陶、汤寿潜、尹昌龄、叶德辉、唐文治之辈,主考及同考官则有徐桐、张之万、翁同龢、许庚身等大僚.他们清浊新旧的身份属性,随着社会变动不时调整,亲疏远近也不断变化,但张元济和其中大多数风云人物长期交好,由此构成其庞大且牢固的人脉网络雏形.
蔡元培在晚清的上述人脉关系中尚属无名之辈,但张元济自登科之时就和其订交,在上海主持南洋公学时过往更密.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醇亲王载沣前来视察,沈曾植、张元济、蔡元培等迎送谒见.当晚张元济和蔡元培更亲赴广学会,采购南洋公学备呈载沣之书籍.一九○七年,孙宝琦出任驻德公使,蔡元培请孙宝琦之弟孙宝瑄及张元济等人关说,愿在公使馆兼充职员半工半读.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三十两,而不用蔡元培服役.张元济又特约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书,每月薪酬一百元,一部分汇往德国,一部分留给蔡元培在国内的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蔡元培自此得以安心赴德留学.直至辛亥革命成功,蔡元培出掌教育部,都得到张元济不少帮助.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蔡元培致蒋维乔书：“所希望于菊公者,贷弟以千圆整数,俟弟南归后,陆续设法筹还耳.如公再晤菊公,务请代达此意为幸.”（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故蔡称其“菊公”）
张元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更是从自己名下划出股份,先斩后奏让蔡元培成为商务董事,进一步加强两人关系.一九三六年底,蔡元培病重,张元济力排众议延请西医专家悉心诊治,使蔡脱离险境.蔡之得意门徒、后来执掌 研究院的傅斯年专此致书张元济表示感谢.蔡元培、傅斯年先后控制民国教育界主流有年,麾下资源极为庞大,为商务印书馆在教育上的垄断事业添加过不少助力.
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认为,这类人脉间之联系,必须在制度性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因为这种联系不像朋友、同僚之类仅仅基于随意或非组织性的个人关系而建立的联系,而是主要基于和科举制度相关的特殊关系.这类关系存在于和科举相关的三个集团之中：（一）老师（“座师”“房师”）—决定应试者通过考试的主考者；（二） 学生（“门生”）—考试及第从而被视为主考者的学生者；（三）同科及第者（“同年”）—在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者.张元济一生颇得贵人之助,使这个由业缘而来之人脉关系随时间变化日益坚固.
张元济之姻缘紧随业缘而来.他在进士及第,续娶晚清兵部尚书许庚身之女后,人生发生重要转折.许庚身自祺祥政变起,就开始协助最高统治者治理国家,在最高政治层面均衡各方势力,三十余年供职枢机,当中任军机大臣达十年之久,和兵事相始终.在位期间,不仅和八旗贵族交好,和湘、淮军首领,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友善.许庚身殁后,姻亲廖寿恒亦入值军机,陈夔龙贵为总督.这些都成为张元济凭借姻缘而继承的政治遗产,由此衍生出的庞大人脉为其在晚清民国年间呼风唤雨打下坚实基础.
张元济通过业缘和姻缘进入了一个迅速上升的轨道,而地缘关系则成为他所构建人脉的重要基石.传统中国的宗法制社会,宗族和乡党在人脉构建中有天然的联系.张元济身为浙人,通过科举及婚姻跻身上流,自然而然和江浙政学商界的头面人物发生联系,获得了成功助力,如岳父许庚身的庞大家族成员,及曾任军机大臣的王文韶,均鼎力支持.张元济虽为浙人,但出生和少年时期是在广东度过的,所以和岭南人物又有天然的亲近,粵籍政学商上层人士也成为其人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张荫桓、黄遵宪、梁启超等人.而晚清浙江、广东两地又多开化之士,对近代时局影响极大,张元济凭此而建立的部分人脉之能量自是非同寻常.
张元济因业缘、姻缘及地缘关系跻身上流.其初入政坛之时,清浊党争激烈、新旧矛盾尖锐.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受背后高人点拨,尝试和各种性质人物都相互往来.他在戊戌前后,奔走权臣之门,厕身士林之间,清浊新旧,无所不容,迅速建立起广泛人脉.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时期,和康有为同日受光绪帝接见,一度接近权力中心,最终虽被迫黯然离场,但他在一系列事功活动表现出来的出色个人能力,得到了李鸿章、张荫桓、孙家鼐等各方势力的接受.最终在朝廷重臣的羽翼下全身而退,自此将根据地从北京转移到上海,不仅得以巩固由业缘、姻缘及地缘产生的庞大且性质不一的人脉资源,且进一步扩张.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元济自此以上海为大本营,苦心经营政学商三界人脉,不再直接卷入政治核心斗争.他在上海执掌南洋公学后入股商务.商务印书馆本来以印刷为业,承印教会书籍居多.创办人夏瑞芳欲效法广智书局、作新社等机构,通过翻译日本的新书新报获利,事不成后向张元济求援.时逢蔡元培*爱国学社,张就此问计于蔡.蔡元培道：“译稿既无用,不如弃之而编辑小学教科书.”张元济执掌下的商务印书馆自此以教科书出版为拳头,凭借在政府内的人脉,加之各色教育界领袖认同,迅速垄断教科书市场,由印刷作坊快速转变为出版巨擘,张元济声望亦随之日隆.
商务印书馆的兴衰,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张元济背后人脉势力的消长.因业缘、姻缘、地缘关系而产生的强大人脉对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助力极大,但后期这方面的拓展和经营则更为关键.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中,张元济通过编书、办报办刊等事功活动加强了和政学商三界不同性质人脉的联系,也适时地让背景不一的实力人物加入商务董事会,并聘请各有所长的学者加入该馆编译所.商务储才之众,流动之大,牵涉人脉之广,在晚清民国政学商界影响深远,茅盾甚至将其称为“变相的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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