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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一
20世纪90年代初,我偕妻、女经由香港赴日本讲学.由于刚过了那个重要的敏感年代,而我本人又刚刚背了一个处分,所以当列车驶过罗湖桥时,不由得感到一阵轻松.在香港停留两天之后,我们一家三口便乘机抵达了日本九州大学的所在地——福冈市.
第一次迈出国门,看什么都是新鲜的,其中最不解的一个现象是：我所教授的学生中,竟有不少是中国留学生,有硕士生,也有博士生.本以为来这里一定是为日本学生上课,哪想到操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同胞,一个个正襟危坐,和对中国语似懂非懂的日本学生一道,在听我这个外籍教师授课.
渐渐地,我熟悉了这里的环境,也和中国留学生们成了朋友,彼此打成一片,无话不谈,对中国学生来日本学中国文学的现象,也慢慢地理解了.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其汉学研究不仅传统深厚而且覆盖广泛,几乎每一所像样一点的大学都有丰富的汉籍*,都有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其中著名的汉学家完全可以和国内的一流学者对话.一位在日多年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日本人是把中国学问当做他们自己的东西研究的.”我的观察验证了这位朋友的话：在一些日本的大学里,中国文学是和“国文学”即日本文学放在同一个学部的,而把西洋文学等放在“外国语学部”.我任教的九州大学文学部有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他们叫“东洋史”）专业,中国文学专业两代已经卸任的主任教授目加田诚先生和冈村繁先生都是成果卓著、名声显赫的大汉学家.可惜我到任不久,90高龄的目加田诚先生便驾鹤西归,故无缘目睹其真容,但和冈村先生却有过多次接触.
冈村先生当时七十出头年纪,身体非常健康（日语叫“元气”）,退休后在私立久留米大学任教.他在《文心雕龙》、《文选》和白居易研究方面堪称国际一流,同时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和汉诗,但却不会说汉语.他性格豪爽、爱说爱笑.一次聚餐,他说：“我考证《楚辞》不是屈原写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屈原这个人,因此得罪了许多中国朋友,说我存心诋毁中国文化,其实我是最爱中国文化的.”说完放声大笑.这话不假,冈村先生真的非常喜爱中国文化.他原来是学日本文学的,但学着学着,发现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渊源太深,要是弄不明白中国文学,就理不清日本文学的来龙去脉,于是索性改行,一心一意研究起中国文学来.越研究,就越有兴趣,对中国文化就越热爱.正如王元化先生《冈村繁全集序》所说：“他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是从他长年累月对中国文化的倾心研究中产生出来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日本接纳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不难理解,作为日本汉学家的冈村先生,他对中国文化的感情还包含着中日文化关系的历史渊源.可能正是这缘故,使得他在涉及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方面,能够不拘狭隘的民族观念,不受学术以外因素的牵制拘囿,而发表自己的研究结论.”
冈村先生对中国学者很尊重,有许多中国朋友.我的老师王季思先生以研究古典戏曲名家,和冈村先生的专业领域有距离,但冈村先生专程到中大拜会过季思师.当时正值中大60周年校庆,在王老师的客厅里,两人通过翻译,交谈甚欢,黄天骥老师当时也在座.若干年后,天骥师访日,冈村先生和他的学生、我的合作老师竹村则行先生设宴招待,轮到我叨陪末座,并充任翻译.二人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对季思师的怀念（当时季思师去世不久）,谈到广州人“天上除了飞机,地下除了凳子,什么都敢吃.”我这个“半瓶子醋”不到的日语“翻译”,竟然磕磕巴巴地把两位前辈学者的谈话大体上传达给了对方.
关于冈村繁先生的为人和为学,以及他和中国学者的友谊,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因和本文主旨无关,只好暂且打住.总之能师从这样的汉学家,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一种幸运吧?况且就学风而言,日本汉学界重材料、重微观、重考据,受乾嘉学派影响很重.相比之下,国内某些人喜欢赶时髦、跟风潮,动不动就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有段时间,“新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风靡文学研究界,一连串新术语、新概念,把人都搞懵了.对于刚刚起步的青年学子来说,大概前一种风格更适合他们吧?想到这里,我似乎突然领悟了为什么曾经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深感自己当初对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学中国文学的诧异,真是少见多怪了.
其实,汉学早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日本、韩国等紧邻中国的“汉字文化圈”之外,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Sinological Institute of Leiden）、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都是遐迩闻名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心.我有幸在去年分别拜会了这两座学术殿堂,收益不小.这是后话,下文再说.
二
毋庸讳言,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中国文学,不仅仅是为了学习专业和研究学术,更重要的是为了谋生.
我的日语启蒙老师张先生是“ ”后首批自费留学日本的,半年后回国,买了两套大房子,当然那时国内的房价很低很低.他告诉我一个秘密：到日本的中国学生,名为留学,实为打工,因为日本的钱好赚.
的确,日本的人工费比国内贵很多很多,工资也高很多很多.90年代初,日本的“中国语热”正在兴起,许多高校,甚至高中都开设了汉语课,但中文教师却相对短缺.根据日本有关方面的规定,凡持有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就可以在高校*教中文,日语称为“非常勤讲师”.“非常勤讲师”按课时（日语发音叫“KOMA”）计算酬金,每个“KOMA”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两节课,酬金是1.1万到1.3万日元不等.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800元到1000元人民币之间.而当时国内的大学教授,月薪远达不到1000元.所以,扣除物价因素之后,“非常勤讲师”的收入还是远远高于国内的大学教授.
更有吸引力的是,如果外籍的“非常勤讲师”每周的“KOMA”数超过了一定的数量,就可以在“入国管理局”申请到工作签证.也就是说,如果留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大学叫“专任教师”）,就可以以“非常勤讲师”的身份合法地留下来继续挣钱.以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留学生们往往同时在几所学校*教中文,收入也就相当可观了.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既有母语的优势,又有专业的优势,最容易被日本各高校录用.虽然“非常勤讲师”比专任教师收入少很多,但上了课就走,不用开会（日本的教授会议很多,很占时间）,也不用参加校方和学部组织的各类活动,非常自由,所以我的朋友、一位来自北京的留学生告诉我：这里有的人宁愿做一辈子“非常勤讲师”.后来,这位朋友果然做了20多年的“非常勤讲师”.他用挣来的收入不仅供女儿在价格昂贵的双语学校读到毕业,还用这笔钱供女儿赴美国留学.女儿赴美报到时,夫妻俩一同把女儿送到波士顿.我曾经戏称做“非常勤讲师”的中国留学生为留学生中的“贵族”,但也非常明白,他们不过是高级打工族,挣的都是血汗钱.他们在日本打拼,却按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一分一厘地计算着花销.到了21世纪以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大学经费削减,想找到一份“非常勤”的工作也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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