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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意义关联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提要：张承志的伊斯兰文化小说,既是当代中国民族文学的典范之作,又是新时期中国式宗教书写的先锋之作.其创作的意义和局限,为理解和把握文学、民族和宗教三者之间的意义关联提供了鲜活的范例和有价值的思路.
关键词：张承志 伊斯兰文化 民族认同 宗教信仰 文化拯救
文学在同人类所有精神活动进行合谋时,和宗教的意义联系无疑最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文学和宗教之间,从发生学看,有着同根同源的血缘关系；从把握世界的方式看,都选择了情感体验的诗性方式；从意义建构看,都指向形而上的终极关切.自上个世纪90年代始,中国当代文坛掀起了宗教写作热.其中既有以鲜明族属身份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石舒清、扎西达娃、乌热尔图等；也有公开宣布皈依宗教的汉族作家,如北村、何士光等；还有以强烈的宗教情怀进行写作的汉族作家,如史铁生等.他们的宗教书写给出了文学和宗教之间意义关联的多种面向,为我们考察世纪末以来的当代中国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精神素材.
本文选取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意欲探寻现代性语境中宗教信仰、民族认同和文学审美的重要联系.而探寻的路径,将从回回民族的宗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出发,并初步检视全球性话语下的民族认同、现代性语境中的宗教信仰和转型期社会危机中的文化拯救等诸多问题的答案.
张承志小说中的伊斯兰文化意涵
在热衷于宗教书写的当代中国作家中,回族作家张承志独树一帜.自称为“回民的长子”,张承志扛起伊斯兰文化的大旗,面向当代消费主义文化语境发出了底气十足的诘难和斥责.他将自己的心灵世界向伊斯兰文化全面敞开,并以此来抵抗日益加剧的物质主义文明的侵染.这无疑是理解张承志文学世界和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起点,离开这个起点,他很容易被视作一个姿态大于实质的伪信者.深究之,张承志神圣皈依者的身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精神探寻的道路上逐渐构筑起来的.从最初寻找父亲的儿子（《北方的河》）,到草原额吉的义子（《黑骏马》）,直至黄土高原上的回民长子（《心灵史》）,张承志几经文化身份的改变,最终才回归母族,汲取着伊斯兰文化的乳汁,成为一个匍匐于神圣伟力前的皈依者、虔敬者.归结起来,张承志的一系列回族题材小说所彰显出的伊斯兰文化意涵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素朴的“信”和穷人宗教.以知识主义的思想意趣从张承志的小说世界中窥探信仰的义理或根据,显然是无效而徒劳的.“万物非主,只有真主”,这是张承志提供给我们的答案,也是伊斯兰文化圣典《古兰经》的至高真理.他笔下那些黄土高原上的穷人们,就这样毋庸置疑地信了.不需要经由层层思辨、繁琐推理,也不必进行神学的知性认知,只需要承认那个人格化的、全知全能的神就可以进入信仰的天堂.这种素朴的“信”,面向张承志称之为“受苦的庄稼穆斯林”的穷人们是最有效的.素朴的“信”不仅摒弃了高高在上的知识主义,而且根本弃绝了媚俗的物质主义.这样的宗教性格、宗教*和穷人的精神需求之间有着内在亲和性.在素朴的信仰前、在神的法庭前,穷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感和心灵高贵感,获得了现实世俗世界里经由任何其他途径都无法得到的新的价值秩序.
就此而论,张承志倾心叙述的穷人宗教对黄土高原的穷人们来说是一种启蒙主义宗教.“人心”因为信仰的启蒙变得前所未有的高贵尊严,甚至连容貌都如此“苏莱提”了.庄稼穆斯林在贫穷困頓的生活中,进行着心灵自由权利的崇高诉求,穷人宗教重新塑造着穷人们的心灵模式和生活模式.深究之,宗教之所以有着如此重要而神奇的精神功能,不妨用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给出原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切旨趣的源头”,“正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神的观念中得到了既实际又理想的表达”.长期生活在历史边缘和社会边缘的回回民族,特别是黄土高原上走“三边”（山边、水边和城边）的穷回回们,渴求着人和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形式——尊重、信赖和认同,而这只有通过关于真主的信仰才能被完整而充沛地表达出来.因而伊斯兰教的信仰路径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既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又是有着绝对性和超越性的.
二是仪式主义和救赎之道.任何一种神圣信仰都有独特的宗教诫命和宗教义务,并以此寻求最终的救赎.张承志笔下的伊斯兰文化,并不注重教义的训练,而仅是强调宗教诫命和义务,这种宗教诫命和义务主要呈现出鲜明的仪式主义特征.《西省 考》和《心灵史》中人物一次次地干“尔麦里”、接“都瓦尔”、举意求“主的口唤”和进行“打依尔”,《黄泥小屋》中老阿訇吃洋芋还一天五遍地做乃玛子,《残月》中杨三老汉每天晚上去清真寺做礼拜等等.如果不理解伊斯兰文化所特有的这种仪式,就无法真正破译庄稼穆斯林的心灵世界,并可能会对张承志的小说之道发出质疑.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一书中精辟论述道：“救赎宗教则能够将一个个纯粹形式的仪式行为体系化到一种所谓‘皈依’（Andacht）的特殊心态里去；在这种皈依下,仪式被当作象征神圣的事来执行.如此一来,此种心态便真正是活生生的救赎拥有（Heilsbesitz）.”在此,韦伯不仅指出了宗教借仪式化行为来暗示某种情感或观念的象征性,而且进一步将宗教的仪式主义视作一种特殊的救赎之道.当外在仪式升华到虔敬、皈依的“刹那一刻”的心境上时,主体的救赎就被确证了.而宗教仪式一次次的重复,偶然、随机式的皈依提升到持续性的虔敬,参加仪式的人之罪过即可被神赦免,仪式性救赎也就最终完成.正是在此意义上,张承志所谓“哲合忍耶就像一个巨大无形的打依尔”才能被理解和接受.
张承志所展示的仪式主义,不仅是小说人物的救赎之道,还承载着另一个非常“张承志式”的价值判断一“清洁的精神”.《心灵史》中写道：“回民为着一项虔诚的尔麦里,哪怕是用于圣餐的一只鸡,也要拴上用净水净食喂一个月.”《海骚》中写反叛的回回们在迷天的大雪里,扒了身上的破烂蓑蓑,捧起石蛋蛋上的白雪洗身“大净”.这正是伊斯兰文化所特别强调的“清洁”.《古兰经》如是说：“真主是喜爱清洁者的.”穆罕默德也讲“清洁是信仰的组成部分”.宗教仪式上的纯净,其目的是影响仪式外的行为,并被理性化为心灵上、灵魂上的纯洁无垢.换言之,通过仪式的纯净,使信仰者达到心灵清净、行为纯正.由此,仪式主义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功能.张承志沿着母族文化的这一精神脉络,概括提取出“清洁的精神”,并曾在散文集《清洁的精神》中加以形象化地阐发.对于伊斯兰文化来说,“清洁的精神”是一种近乎严苛的精神自律；对张承志来说,它还是拯救世俗社会精神沉沦的一种文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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