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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手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作为小说家的王手,善于通过对小城日常生活的逼真还原,向我们呈现众多“小人物”真实的生存处境和丰饶的心理图景,让我们透过一个个生活片段,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性的善恶纠结,体验到人生之无奈和美好和人性之幽暗和善良.这些丰富而又特异的小说元素构建起属于作者自己的“文学之城”,而这一切得益于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娴熟的叙事技巧.
关键词：王手 文学 生活 叙事
王手小说中的故事大多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但这并不表明他不擅长讲故事,相反,他善于以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和小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对生活片段的精细描摹和反复演绎,将人物尴尬的生存处境和丰饶的心理图景真实地“裸露”出来,进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性的善恶纠结.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娴熟的叙事技巧,使作者能将小城、小人物、小事件、小曲折和大时代、大情怀、大尴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构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之城”.
一、草根情怀 平民视角
王手小说的题材庞杂多样,但基本取材于自己生长的小城——温州,写得较多的是情爱、生意、黑社会、小工场等,主人公大多是草根阶层中带有痞子气味的小青年或工厂小职员及进城务工人员,如《乡下姑娘李美凤》里的李美凤、《谁也不想朝三暮四》里的王洗、《西门的五月》里的西门、《本命年短信》里的乐蒙、《推销员为什么失踪》里的张国粮等.这些小人物没什么大的理想抱负,更谈不上惊天动地的传奇人生,他们只是随着时代的洪流在灰色的人生地带默默前行等作者之所以对这类题材情有独钟,是和其早年独特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因为早年的生活体验往往会引导和制约着每个人今后一生的思维、情感和言行等的发展轨迹.王手曾说：“我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在社会游荡；现在,我的精神仍然在底层等我喜欢平民生活,羡慕他们的松弛等”〔1〕
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一贯的草根情怀,不仅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叙事视角——-平民视角.有评论家说：“作为作家,不管你书写的对象是谁,你都必须和你的人物平等相处,以‘他’的位置进入他的世界去体察他的人生、情感或性格,这样的文学才具有文学的真实性,才有可能在真实的基础上达到升华和超越,这样升华出来的情感才更广阔更有启发性.”〔2〕王手笔下的人物大多属于草根阶层的小人物,作家书写这些人物时可谓得心应手,根本无需刻意去“置入”,因为他和这些人物气息相通,价值观相同,他们一同生活在这个变化莫测的社会,一同打量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透过这种叙事视角,通过笔下的人物,作家将改革浪潮中小百姓们微妙的情感状态和尴尬的人生处境真实地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他们在 、困惑和焦虑中的痛苦挣扎,看到了生活的无奈和时代的风云变幻.
小说《乡下姑娘李美凤》用极其冷静的笔调叙述一个乡下姑娘到城里打工的故事.李美凤本来只是一个工厂的划料工,后来在各种诱骗下用自己的青春魅力替老板 、用美色来引导解救深陷电脑游戏的老板儿子.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李美凤似乎是被迫的又好像是自愿的.后来老板的儿子食物中毒,李美凤因此被送入派出所.但作者没有居高临下地以一个高等文明人的身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没有从“底层”的立场出发为她的“被侮辱”和“反抗”呐喊或叫好,只而是平静地叙述,字里行间没有任何断语.李美凤的生活,看起来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沿着自己的足迹一路向前,走走停停,曲曲弯弯.这其中,虽然会时不时地泛起阵阵涟漪和朵朵浪花,但绝没有惊涛骇浪,更不会有河水泛滥.但正是这种平静的叙述,给文本带来了多元解读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浪潮汹涌澎湃,拍打着*和道德的堤岸,同时也带给人们关于城市和乡村、金钱和道德、生活和人性的思考和追问.尽管有人站在阶级和人性的高度,从中“嗅到了城市资本的 气”〔3〕；也有人认为“作为一个被侮辱者和被伤害者,李美凤无疑是物欲时代的祭品”.〔4〕但时代的洪流并未因此改变前进的方向,而是沿着自己的轨道奔腾不息.作者小说中李美凤的“进城”、“王手”的“追梦”、乐蒙的“贪权”、张国粮的“游击战”、西门的“暧昧”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各自对心目中美好生活的追求,无所谓对和错.这是他们的真实人生,透过他们内心的痛苦挣扎和善恶纠结,读者看到了人生的尴尬和无奈,看到了温州这座小城的“江湖”,看到一个时代的浓缩背影.
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不仅真实地反应了小说人物的生活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和体验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时也很好地控制了叙事节奏,进而表达出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哲学思考.作者在创作谈中说：“李美凤没有错,老板廖木锯也没有错,老板的家属和作坊也没有错,他们都刚刚碰到了转型期,都刚刚碰到这种人和事,他们都没有现成的经验,他们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不觉得这是盘剥,不觉得这是受辱,他们就是这样尝试着平静地往前走,慢慢的才发现不对劲和坏了等生活中的廖木锯不会有自责,生活中的李美凤也没有憎恨,他们结束了这个段落,又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等”〔5〕
作者的这种平民视角绝非一种刻意为之的姿态,它不仅和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关,更和温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温州在长期的农业文明社会时期地处东南一隅,是中原文化的边缘区和农业文明的后开发区,较少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熏染.南宋时期“永嘉学派”提出“功利和仁义并存”, 认为“既无功利, 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纪言序目》）.这种思想为温州奠定了功利和重商的文化知识选择取向,使趋利意识一直隐含或显现于温州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中.这种和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重义轻利）相异的文化选择,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成为“温州模式”运行的一个决定性的文化因素.因此置身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温州作家们一般不会站在文化和道德的至高点,也不会享有“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殊荣,他们的作品很少宏大叙事,很少指点江山.作家们在看到市场经济对文学的消极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的积极意义.他们被市场经济的大潮裹挟着,有意无意之中也会有些经济上的斩获,他们生活安稳,写作已经不再为“稻粮谋”,因此能以一份平常心态从事写作.他们的笔下很少有愤青式的偏激,也很少有凌空蹈虚的感喟和自以为是的“觉悟”.既不会以精神救世主的姿态俯视众生,也不会以“底层”的身份参和控诉或抗争.同时,温州是一个领风气之先的城市,传统的劳动等级观念和文化等级观念都比较淡薄,在温州作家的心目中,“做生意和写小说,不存在品位高低的问题,都是爱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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