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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梁羽生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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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庸、梁羽生同为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小说产生的背景大致相似,都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共同受到了“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并且有意识地和现代都市的大众文化进行接轨,但是最终却呈现出了鲜明的异质性,体现出了新武侠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选择.

关键词:新武侠;侠文化;大众文化;金庸;梁羽生

作者简介:刘敏(1983-),女,汉族,四川遂宁人,硕士,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6-0-03

20世纪50年代,一种带有鲜明而独特的文化面貌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台湾等地萌生,迅速风行于东南亚和欧美的华人圈,又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股阅读传播的新浪潮.这一类型武侠小说由于其崭新的人文内涵、现代精神以及叙事方式而迥异于传统武侠小说,而得名“新武侠”.而梁羽生、金庸即是“新武侠”的开创者也是集大成者.在二人的小说中,传统的侠义主旨皆和20世纪具有现代性的中外文化有着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重的对接、融合.同时,由于社会面貌的变化,现代都市的市民阶层也逐渐替代封建社会中的“乡民”阶层而成为了武侠小说的主要接受者,二人的新武侠小说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都市大众的民间 和民间文化的影响.因此,虽然同具有现代性,他们的武侠小说却呈现出了迥异的风姿,在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现代市民文化三个层面都呈现出了不同文化内涵.

一、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传统文化内涵比较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种类繁多,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所谓的“诸子百家”,而后又有佛家等多种外来思想的融入.这些思想在长期的发展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带有自身思想核心的一种文化类型,并且长期以来在上层阶层和知识阶层流传,带有着鲜明的“精英性”.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种姿态迥异的“侠文化”,它具有更多的民间性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侠义”的某些精神品质和儒、道,特别是墨家思想有着重叠和相通之处,但是却不属于以儒、道为首的精英阵营,它更多的属于民俗文化的范畴,传统的武侠小说也常归类于民间文学.“新武侠”其之所以“新”,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突破了旧武侠的民间文学的范畴,完成了武侠小说从民间文学向大众文学的转变.其文化内涵较旧武侠具有了多样性和丰富性,首先就表现为不再以单一的“侠义”为其文化核心,而是融汇了儒、释、道、墨等多种传统文化,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内涵.这在金庸、梁羽生二人的小说中对此都有明显的表现并且又各有侧重.

金庸、梁羽生皆生长于书香之家,而且两人皆酷爱武侠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和俗皆有所造诣.梁羽生的小说的回目皆采用传统的对联形式,而且在其小说中常常出现作者本人所作的古诗、词,其对偶、平仄不仅工整,而且音韵生动、意境悠远,这种传统诗、词的文化功底令绝大多数武侠小说家望尘莫及.他的小说的男主人公多是一些儒侠形象,有着一股扑面而来的名士风度,诸如《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白发魔女传》中的卓一航.特别是张丹枫这个形象,在他的“侠”和“儒”的融合中更有一种风流潇洒的诗性.面对传统文化,梁羽生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在传统的民俗的“侠文化”中注入了儒家文化的雅元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儒家对“士”的人格要求和为民为天下的使命感注入了侠客的“侠义”之中,从而加重了侠义的分量,拓宽了侠义的范畴.在他的小说中,“侠义”不仅仅是民间愿望中正义的化身,侠客也不仅仅局限于仗义疏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更具有了一种爱国主义的民族色彩、政治色彩.他书中的侠客总是站在人民反抗的最前列,站在民族斗争的最前列.《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置身于明朝和外族瓦刺军的起伏的战争中,《大唐游侠传》中的南霁云是“安史之乱”中的孤胆英雄,显得壮烈慷慨、气吞山河.可以这样说梁羽生笔下的一系列的侠客形象便是一系列身怀绝技的民族英雄.但他在对待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时候并不盲目,而是有着现代的审视的眼光.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便是在“忠”和“义”的交战中,梁羽生并没有写出一个宋江来.他更多的是汲取了传统雅文化中的气魄和典雅,从而给民间的草莽英雄增添了名士风度.

金庸的小说常常被人称为“文化小说”,据说很多的海外华侨让其子女读他的小说来认识和理解其母文化.[1]他的小说在整体上已经打破了传统中的雅和俗的界限,对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皆可以信手拈来,不仅可以丰其小说的枝叶,更可以增其内蕴.因而在他的小说中,传统文化更显示出多样性.《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所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便很具有儒家士大夫的人格要求,这一点和梁羽生将儒家文化注入“侠义”之中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以及《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学独孤九剑时的要旨所在为一个“无”字,讲求无招胜有招,又和道家的抱朴守一、不滞于物、讲究应对、顺势而为的境界相通.而《天龙八部》中更处处透露出佛的悲悯气息,另外还有黄药师的奇门遁甲、阴阳五行,梅庄四友的棋艺、丹青、音律以及酒道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由此可见,在金庸的小说中对传统的非侠义文化的继承比梁羽生更为广阔也更为深刻.比起梁羽生对儒家文化的偏爱,金庸虽然也塑造了郭靖和陈家洛这样的具有儒家人格的侠,然而通观全局,他的小说更多是具有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内涵.他小说的主人公除了郭靖而外,大都在历尽了江湖风波之后便退隐山林,远离曾经为之而奋斗的理想而作出了独善其身的道家选择.

在对传统儒文化的审视和质疑时,梁羽生更多的是指向儒家文化中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那一部分,而且显示出较多的民间立场.而金庸在对儒家传统的审视和质疑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向儒家思想中历来为我们称道的地方,诸如“为国为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一点看法,因为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所塑造的萧峰便是这样的一个大英雄,便是那种为民而舍身的典范,同时郭靖也是这样的一个典范,在这类形象中倾注了作者大量的感情,同时也得到读者的敬慕.但统观金庸武侠小说中为这类英雄所安排的结局:萧峰以自身的死换来十年的和平,似乎死有所值,然而十年后大宋最终为外族所侵;袁承志苦心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挖掘宝藏,甚至指挥将士作战,但最终却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种权利代替另一种权利,而因此心灰意冷;郭靖死守襄阳,力阻外敌入侵,却最终未能守住,他们的理想和意愿都最终一失败而告终.特别是《书劍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为了民族大义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爱人,真可谓非常的符合儒家思想中那种“家国至上”的观念,然而却不仅未能实现愿望,而且还枉送了天真烂漫的香香公主的性命,可谓失败得一败涂地.总的说来金庸小说中这类民族英雄的人物都是充满悲剧性的,和梁羽生小说中这类形象那种单纯的高大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也许正显示出金庸在内心深处对儒家文化中那种将自身的人格价值依附于国家民族之上的一种不自觉的质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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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梁羽生算账去
“你别找我,你找梁羽生算账去!”我爹说。村长想不到常日木讷寡言胆小怕事的我爹竟敢顶撞他。村长说,是你儿子打了我儿子,我咋去找梁羽生?我爹说,。

当代武侠小家金庸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 ,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2] 。1944年考入。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郭靖人物形象成因
武侠泰斗金庸先生在其作品中创造了无数典型的男性主人公形象,或正或邪,或亦正亦邪。但其作品中唯一一个极具正面形象,处处闪耀的人性光辉的就非郭靖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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