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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和黄河,孕育出了世界上最为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印度和中国.在地理上,也许这两大河流永无相汇之日,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纵然千山万水亦难以阻挡自古以来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往来.
400年至700年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历史片段,也是中印两国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印度,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320年-6世纪初）是印度历史上少见的统一大王朝,文学、舞蹈、艺术、科技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被称为印度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其余韵一直绵延到7世纪中期.笈多诸王开放的宗教信仰使得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交相辉映,创造出印度美术模式和印度美学理想,使笈多艺术成为印度古典美术的高峰.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宗教艺术遗迹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再辉煌的王朝亦有衰落的一天,可是笈多艺术却在笈多王朝衰落之后仍然保持活力,继续发展,其影响甚至超越了笈多王朝的版图—向北通过古代西北印度,进入中亚,继而进入中国地区；向南进入德干高原和南印度,通过海路进入东南亚,来到中国,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绘画和雕塑艺术的发展.
在中国,这一时间段属于南北朝至初唐时期,从北方五胡十六国时*始,到北魏（386年-557年）统一北方,南北朝格局形成,不同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形成大割据、大融合的文化多样的纷乱时代,再至走向隋唐统一.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迅猛发展,甚至几经兴废,和国家政权和世俗信仰的结合日趋深化.佛教艺术在吸收印度、中亚、东南亚等地的艺术影响的基础上,明确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为中国佛教艺术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盛唐艺术的先声.从丝绸之路的影响到汉化佛教的出现,从海上交通的发展到南北政权的互动,佛教艺术中心在各地纷纷出现,诸如山西云冈,河北定县、曲阳、邺城,山东青州、诸城,河南洛阳、巩县,陕西长安、耀县,江苏南京,四川成都,甘肃等,遍及全国.而法显、玄奘、义净三位求法高僧游学印度,也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他们一路上的西行游记也成为“照亮印度历史黑暗”的重要著作.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印度神奇又神秘,对其最直观的认识就是繁杂多样的宗教信仰.从古老的《梨俱吠陀》,到两大民间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印度建立了自己完善的神话体系.而宗教塑像作为宗教的象征符号,也被印度人赋予了生命,塑像的头部、双臂、双腿以及手势、法器在各种仪式中被开光并注入生气,通过日常的礼拜使这种象征性的影响力历久弥新,甚至和日俱增.
4世纪,北部印度地区基本笼罩在贵霜艺术的氛围下,笈多王朝虽然已经建立,但是艺术风格的创立还要假以时日.造像身体孔武有力,气势威严,身姿直挺,袈裟肥大、厚重,衣褶重叠.不过,新的笈多样式已经初露端倪,最明显的特征是佛陀的犍陀罗式的波浪发髻和贵霜式光滑肉髻变成真正的螺发.
5世纪以来,笈多王朝形成多个艺术中心,北方有马图拉、萨尔纳特、瓦拉纳西、勒克瑙；南部有桑奇、伊蓝、乌德雅吉里、德伽；西部有萨马拉季等.这一时期印度教造像得到极大的发展,尊神众多,身体匀称、气势高雅；佛教和耆那教造像虽然数量不多,但更能体现出笈多艺术的精神追求—气质沉静,仿佛处于深度冥想、自我精神观照之中,完全是超然智慧的形象.袈裟紧裹下的 年轻而柔软,肌肉匀称,符合印度古典主义的人体美学标准.
随着笈多王朝的崩溃,各个地方政权纷纷独立,笈多艺术在6世纪以后完全进入了本土特色发展时期,地方特色明显,为地域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此后印度艺术进入了色彩纷呈的时代,繁缛之风日盛.
中印两国天造地设,成为比邻,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自此展开了两国之间绵延不绝的文化交往.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使本来在地理上本不遥远的中印通道需绕行中亚,求法高僧不畏艰辛,前仆后继,学习佛法经论,并携回大量佛经、造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佛教理论和造像艺术.从东晋十六国到唐初,文化的融合和艺术的创造力迸发出无限的生命力,不同区域和时期、不同民族文化都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中各展才华.可以说,没有这400年艺术创作的风云激荡,就不可能有盛唐艺术的绽放.
五胡十六国时期（400年-439年）,甘肃、河北、陕西等地的多个地方政权均盛行信仰佛教,佛教以及佛教艺术的传统成为北魏早期艺术创作的源泉.北魏早期造像主要受到来自河北、西域、凉州、平城等地佛教艺术的影响.直到迁都洛阳之前（493年）,北魏开始实行汉化政策,佛教艺术受其影响,形体清隽、褒衣博带的造像形象广为流行；南朝佛教艺术受到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影响,陆路从四川向北走河南道和西域联系,海路主要是通过越南、斯里兰卡影响到广东及山东等地区.
北魏迁都洛阳,皇家艺术中心由平城转移到洛阳,洛阳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的石窟寺造像、永宁寺泥塑像均是皇家艺术水平的代表性作品.而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河北、山东、甘肃陇东等地区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地方艺术风格.到东西魏分裂,北齐、北周建立,北方艺术出现了明显的地方化特点.这时期北朝的艺术发展有两条主线：一、中国艺术本土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比如佛陀均着中国传统式袈裟,菩萨也被肥大的袈裟包裹,装饰丰富的璎珞,但二者均很少露出身体,这和印度式注重身体表现的传统完全不同.一些中国元素（如龙的形象、包脚的飞天等）加入了背屏装饰中；还有的造像碑直接借鉴了中国螭首碑的造型,背面还有复杂的阴线刻就的装饰纹样和佛教题材,这种造像碑多见于河南和陕西两地.二、从北齐开始,以山东青州、诸城两地为代表,造像上突然出现了明显的印度笈多王朝艺术特点,如佛像面圆螺发,薄衣贴体、身形毕现,阴线刻画衣纹,表情沉静安详,艺术风格有明显的创新.南朝可能是因为主要用金、木造像,而石造像较少,保存数量亦不多,以四川成都近年来发现的石造像最具代表性.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但其佛教艺术风格处在向唐代成熟期过渡的阶段,仍以北朝风格为主.
唐初,随着中国的统一和稳定,雕塑艺术进入繁盛期,风格成熟稳重,人物饱满生动,装饰日趋华丽精美,标志着中国艺术成熟期的到来.中外海上贸易的发达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印度、中亚及东南亚艺术传播到中国打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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