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开元寺金石志商榷二则,本文关于开元寺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开元寺论文参考文献：
【关键词】《邢台开元寺金石志》；汉故上党国太夫人荐功碑；大元元年残碑；商榷
【摘 要】《邢台开元寺金石志》辑录大量与邢台开元寺相关的历代金石文物,为我们了解该寺的历史沿革、探讨邢台地方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不过,该书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文章就书中两块残碑的解读提出一些商榷看法,认为《汉故上党国太夫人荐功碑》定名不确,并非“至今仅见的中国佛教第一碑”；“大元元年”残碑部分释文有误,大元元年也不是至元元年（1264）,而可能是1307年.
邢台是历史文化名城,在佛教汉传的历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根据史料记载,至少在佛图澄（232—348）至襄国（今河北邢台市）时,邢台已有佛寺[1].此后,佛教在邢台自隋唐以迄明清的千余年间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历史悠久、高僧辈出、声名远播的大寺,邢台开元寺即是其中最著名者.2013年,冀金刚、赵福寿两位先生主编的《邢台开元寺金石志》出版,分“古刹青史”“塔林遗珍”“开元流泽”三部分,“辑入邢台开元寺、邢台开元寺塔林及与邢台开元寺密切相关的历代金石文物129件”,包括碑碣、经幢、塔铭、造像、钟铭等[2],为我们了解邢台开元寺的历史沿革、探讨邢台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可谓嘉惠学林.不过,由于该书涉及佛教、金石、文献、艺术等多方面的内容,百密一疏之处在所难免.以下,笔者就书中两块残碑的解读提出一些商榷看法,以求教于两位编者及读者诸君.
一、汉故上党国太夫人荐功碑
该碑2002年发现,出土于邢台开元寺药师殿前东南.原碑被改成莲座,莲座底部为碑阳,残存可识碑文14列（图一）,莲座顶部为碑阴,残存可识题名27列（图二）,碑额已失[2].
《邢台开元寺金石志》编者根据碑阴将军题名确认此碑与石勒关系密切,又根据碑阳赞颂女性的文辞认为该碑是为石勒之母汉故上党国太夫人所立,故称之为《汉故上党国太夫人荐功碑》.笔者认可此碑主人为石勒之母,但认为该定名值得商榷.遍查历代诸碑之题额,似均未见“荐功”一词.《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有“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之语,张晏解释“告类上帝”为“以所征之国事类告天也” [3], “荐”有“介绍”的字义[4],参考张晏之说,“荐功祖庙”就是在祖庙里向先祖介绍征伐他国的功劳,为石勒之母所立之碑显然与此不同.《晋书·石勒载记上》记载：“建兴元年等刘聪授勒侍中、征东大将军,余如故,拜其母王氏为上党国太夫人,妻刘氏上党国夫人,章绶首饰一同王妃.等勒母王氏死,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命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5]此碑应该是石勒之母“虚葬于襄国城南”时石勒为母所立,以彰其恩德.参考石勒手下第一谋士张宾的《汉故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濮阳景侯张公之碑》[6]（下文简称《张宾碑》）,可拟此碑名为《汉故上党国王太夫人之碑》.《石勒载记上》载,石勒“每闻铎之音,归以告其母,母曰：‘作劳耳鸣,非不祥也.’”[5],可见其母颇有德行,与碑文所赞“教之诲之”云云相吻合.石勒之母死于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此碑应是立于此年或翌年.
《邢台开元寺金石志》编者又认为,“石勒初据襄国、立脚未稳之际,襄国城中即有佛寺存在.等《汉故上党国太夫人荐功碑》残件出土于今邢台开元寺内,故此寺应即邢台开元寺之前身,亦即此后石勒为佛图澄特建之襄国中寺的前身”,此碑残石“虽已被人改作莲座,却是目前唯一可见的佛图澄在后赵襄国弘法之实证”,是“至今仅见的中国佛教第一碑”[2].
笔者认为,虽然佛图澄受到石勒的尊崇,在襄国的影响很大,但是仅从碑文看不出与佛图澄的任何关联.其碑阳记述碑主人生平事迹、赞语等内容,碑阴刻立碑诸人题名,与《张宾碑》完全一致,是典型中国传统碑刻内容.佛教传入中国后,曾结合中国传统碑刻的形式,刻立了为数众多的碑铭、塔铭、经幢,其内容都是记述佛寺建立之因缘、高僧大德之生平事迹,或者刊刻佛经以求福报.但这种佛教碑刻与石勒之母碑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区别都是很明显的.
永宁二年（351）,冉闵攻入襄国,焚烧宫室,后赵时期的宫殿、寺庙、碑刻等被破坏,《汉故上党国太夫人之碑》可能即毁于此时.以后开元寺或其前身之寺,将该碑改成了莲座,残存至今.总之,编者将此碑与襄国的佛寺、佛图澄相联系,甚至将其定性为“中国佛教第一碑”,直接的证据尚嫌不足.
二、“大元元年”残碑
《邢台开元寺金石志》称：“此碑不见于著录,故不知其名与确切规制,亦不知撰文、书丹、篆额者姓名.等残存碑文7行,末行可辨‘大元元年’落款.‘大元元年’,即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正式定国号为‘大元’的至元元年（1264）.” 并附有碑文：等元宝中统楮币五千贯等大开元寺常住为永劫长生功等八月二十九日命大众转《般若金（刚经）》等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岂等辍已惠他难行能行于斯会等传永久尚有见贤思齐不厌等大元元（年）[2]（图三）.
首先,释文有不确之处.第四行末字原释为“岂”字,从图中可见其字清晰可辨,上为“止”,下为“匕”,应是“此”的异体字[7].第五行末字释为“会（）”,则与诸列不能平齐,应是“人”字.第六行第四字“”为“傥”之繁体,“傥”可同“倘”.
其次,对“大元元年”的解读有误.《邢台开元寺金石志》将“大元元”后一字补释为“年”,应可采信.虽然《元史》中没有提到“大元”的年号,但是一些文献表明,元代确实有“大元元年”.以下略举几条：一是明成化《山西通志》载：“光寺,在平阳府西十五里,元大元元年建.” [8]成化距元朝灭亡不过百年,所记当不会有误.二是清代冯文楷《重修大庙创修舞楼碑记》记载了其在村中大庙中所见古碑：“余村中大庙,不知创自何时,稽古碣大元元年已属重修,至我朝康熙中,又增修寨墙.”[9]此碑中的“古碣”现在已不可见,但冯文楷必然见过,所以才会知道大元元年重修村中大庙之事.三是山东肥城太清寺有《重修太清寺记》碑,碑文有“大元元年重修” [10]句.再加上邢台此碑中的“大元元年”,至少已有四处,如果认为都是传抄、雕刻之误,恐怕于理难安.而且《元史》由于成书仓促,存在着不少谬误,如记载史事时将太祖误为太宗,宪宗误为世祖,所以历来饱受诟病.清代学者钱大昕就曾说：“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一旦征入书局,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扯,无不差谬.”[11]所以,《元史》漏记“大元元年”是极有可能的.
结论：关于开元寺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开元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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