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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上古史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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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初,不免材料不足并有先天局限,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壮大,其对中国上古史之重建的作用日益显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旧古史系统进行了摧毁性的批判,傅斯年、李济等人继之而起,开辟了重建之路.傅斯年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体制保证并指明方向,李济则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方案.然而,李济等人限于当时条件,具体实践工作并不理想,而中国大陆考古学者们则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田野考古学取得极大的成就,苏秉琦等学者据此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说”,中国上古史重建已进入切实展开的时期.

关键词:考古学顾颉刚傅斯年李济中国上古史

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考古学刚刚建立,尚处于起步阶段,考古材料的搜集和使用必然受到诸多限制,一些历史学者对这些材料的使用还抱着存疑的态度.如陈寅恪就曾对王钟翰说:“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日朱日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顾颉刚此时也是充分预见到考古学的局限性,他说:“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预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大家既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承认的根据,也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否认的根据,那么,希望在考古学上证明古史的人将怎么办呢?”.所以他认为单纯文献上的材料虽然不足以建设真实的古史,但研究古史传说的演变过程则是必须的.他说:“用了书本上的话来考定尧舜禹的实有其人与否固然感觉材料的不够用,但若要考明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况,书本上的材料还算得直接的材料,惟一的材料呢.”.正是由于此时考古学发展的尚未成熟并且有着先天的局限性,导致顾颉刚认为考辨文献的工作也是必须的.他说:“我们先把书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学上的发见,这不是应当有的事情吗?”

随着殷墟发掘的开展,中国近代考古学日益兴起,有关上古史的考古材料也日益增加,古史学界的风气也开始有所转变.李济的一位朋友就曾说,在20年代时,他在中学课堂上,弃三皇五帝而不谈,只讲石器时代,遭到了学生们的“大笑”,而10年后,连乡下的小学生都已经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据此李济认为这一转变很可以代表“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观念的变迁.社会上对于三皇五帝的忆念,虽仍觉得恋恋不舍,然究竟敌不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所代表的观念的实在;石器铜器时代的史实一天一天地增加,现在差不多可以自成一卷历史.至于三皇五帝是否完全为一个神话,自然另是一个问题;但就是仍旧相信这些古圣人的人,对于他们所代表的内容也变更了许多.这一切我们可以说全是考古学发生出来的影响.”.这一古史观念的转变主要是由近代考古学两项重要成绩所造成的,“一为发现中国北部的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指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一为确定中国的青铜时代文化”,即是殷墟的发现与发掘.而在此前,传统的中国史家仍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派的史学家也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李济认为这两种古史学观点都无法最终改变中国古史学的命运,因为“这两种态度都只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等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实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些转变.”.李济虽然不免有些夸大的嫌疑,但近代考古学的壮大和发展,对中国古史观的影响是决然不可忽视的.

顾颉刚无疑也受到这一风气的影响,他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就表示要将研究阵线缩后,并且自我身份认同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他说:“我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此后,他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更是一改先前偏重传统文献的态度,认为对中国古史进行重建是离不开考古学的.他说:“古史材料在书籍里的已经整理完工了,那时的史学家就可根据了这些结论,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许多发现,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上古史》了.而古史辨派及其追随者也出现了一些修正前时过激言论的态度和观点.如1933年,罗香林在评价顾颉刚和《古史辨》时,就将顾氏放在20世纪以来20年中国史学思想变迁的大势中加以探讨,提出可以将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划分为6种趋向,其一即是“兼采中西考古学方法,或从事古遗器物的研求,或专心致力地下古器物的掘发与考证而构成的一种运动”,并欲在《读顾颉刚先生(古史辨)》一文中独辟一章来专门讨论“考古学年代学的提倡与研究”.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壮大,古史学者们开始利用考古新发现,对包括顾颉剐“古史层累说”在内的古史学研究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并认识到过分疑古客观上给中国古史研究造成的真空状态.1930年时,罗尔纲曾深受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影响,并有志于研究中国上古史,但已“不再疑古”的胡适却对罗尔纲说:“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辨别真伪.”所以,这种上古史料出现的极端匮乏和难辨真伪的现象,最终成为罗尔纲转变研究方向的动因之一.针对这种现象,徐旭生曾指出:“我国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董作宾在1951年所作《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一文中也谈到:“十大本《古史辨》,主要的观点只是一个‘疑’,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信念之下的极端怀疑.这当然是属于革命性、破坏性的.我国古代文化所寄托的一部分‘纸上史料’,经过这样一‘辨’,几乎全部被推翻了.疑古的新史学影响所及,东西洋的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问题为之四顾茫然,不知所措.谨慎一点的人,只好从商代讲起,再谨慎点,最好讲春秋以后.”.面对此种尴尬局面,有学者便将矛头直指疑古学说,认为既然文献史料不可靠,那么只有发掘出土的实物史料才是解决古史问题的唯一方法.李玄伯说:“载记既不能与‘我们’一个圆满的回答,我们只好去问第二种材料,‘古人直遗的作品’.直遗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见的,除了缺破以外,我们仍能看见.所以他的价值远非传抄错误、伪作乱真的载记所可比拟等所以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有些态度更为激进的学者则更看重考古学在重建中国上古史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正式提出“中国古史重建”口号的韩亦琦在1942年时就已经认为,一般认知中的上古史料可靠的已很少,古史的重建只能寄希望于科学的考古发掘.认为如若考古学能发达,新材料不仅可以大量寻找出来,使古史之重建极为可能,而且这些材料将愈积愈多,使后人知道古代史更详细、更悠远、更确切,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颠扑不破的古代实物重建古史”.

民国时期的另一些新派学者们随即将史学界提出“中国古史重建”的口号付诸行动.其中,傅斯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顾颉刚到傅斯年再到中国古史重建,这正是中国现代古史学发展过程中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傅斯年与顾颉刚分道扬镳之后,创办了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辟了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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