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叔时和中国最早历史教育论,该文是关于申叔时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申叔时论文参考文献：
提要：在中国历史上,历史教育有悠久的传统和重大的意义.《国语?楚语上》所记春秋中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是目前所见历史文献中较早和较明确的关于历史教育的论述.申叔时所提出的九种历史文献及其教育作用,包含广泛的内容和社会意义,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根据三国吴人韦昭《国语解》和相关补注文本,以及先秦文献进行考察,确认申叔时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教育论者之一,并对其深刻的历史教育理念做出探析.
关键词：《国语》;春秋;申叔时;历史教育
西周初年的周公是目前所知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他提出了“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1这一著名的历史鉴戒思想.春秋末年的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并撰写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他有意识地用《书》、《春秋》等史书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在周公之后,孔子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历史教育论者,这就是春秋中期的楚国大夫申叔时.
申叔时是春秋中期楚国人,早于孔子100多年,主要活动于楚庄王、楚共王时期.他的言行事迹,主要载于《左传》和《国语》.其中《左传》有4处记载,反映了申叔时深刻的政治见解和军事思想.2《国语》仅在《楚语上》中有1处记载,即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反映了申叔时的教育思想.3值得注意的是,《国语?楚语上》所记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是目前所见历史文献中较早的和较明确的关于历史教育的论述.4
史载,楚大夫士亹因奉楚庄王之命作太子老师,因而向申叔时请教有关太子教育的问题.申叔时在回答士亹所问时指出：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 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 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1
从相关记载来看,楚国君臣非常重视教育太子之事,而申叔时在这方面似有很大的影响.这里,申叔时提出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9种所要“教之”的文献,以及这些文献在教育太子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那么,这9种文献究竟是怎样的书?又为何能起到如此的教育作用?三国时期吴人韦昭所著《国语解》以及后世学者关于韦昭解的补注本,如清董增龄《国语正义》,清陈瑑《国语翼解》,清末民国间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解析.从教育思想角度看,申叔时提出的9种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春秋、世、诗、语、故志,重在思想；礼、乐、令、训典,重在行政.下文依据自韦昭以来的相关讨论以及其他文献,对申叔时历史教育论的内涵进行具体分析.
一、申叔时所论春秋、世、诗、语、故志的历史教育宗旨
申叔时提出的运用春秋、世、诗、语、故志等文献进行教育的宗旨,核心在于使受教育者明史、明德、明志,知朝代兴废之道而自警自励.
(一)关于“春秋”
《国语?晋语七》引晋大夫司马侯之言“羊舌肸习于春秋”.其中的“春秋”,当和申叔时所讲“春秋”性质相同.韦昭于《楚语上》和《晋语七》的注依次为：“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春秋,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2按韦昭之说,春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记事的史书,所记有善恶之分；二是在记事形式上“目以天时”；三是为“周史之法”.董增龄《国语正义》于两处补注韦解皆引南宋王应麟之言,分别疏为：“王应麟曰：‘春秋,所谓楚之梼杌也.’”；“春秋,晋史,王应麟曰：‘即孟子所谓晋之乘是也.’”3显然,董增龄认同王应麟的观点,《楚语上》和《晋语七》所讲“春秋”,当为楚国、晋国各自的国史,只是未采用“梼杌”、“乘”等专名.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于《晋语七》对韦解作补注案：“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似春秋专为鲁史之名.其实列国之史,皆谓之春秋.如申叔时、司马侯皆云春秋,不言乘和梼杌也.盖春秋者,乃史之别名耳,不独鲁也.”4他为《楚语上》做案语称：“观此则知凡诸侯之史,皆谓之春秋,不独鲁也.”5这里,吴增祺明确提出“春秋”为各诸侯国国史的统称.从其讲“申叔时、司马侯皆云春秋,不言乘和梼杌也”,言外之意认为申叔时、司马侯所讲春秋,实即楚国和晋国各自的国史,和王应麟、董增龄之见相同.徐元诰《国语集解》引用吴增祺的观点,指出“‘春秋’为诸侯国史之别名,不独鲁也”,并以《墨子?明鬼下》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以及《墨子》佚文“吾见百国春秋”为论据,同时对“春秋”之名作了解说,认为“《春秋》以四时纪事,言春秋,则包冬夏也.”6
综合以上各家注解可知,“春秋”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国史的一种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鲁国之外,一些诸侯国的国史也有专名,如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7这里申叔时讲的“教之春秋”,具体内容当是楚国的国史,即孟子所言“楚之梼杌”.从今天史学史的观点来看,这种国史似是按年代顺序记事的编年史,已形成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规范和成例.这或许正是韦昭所说的“目以天时”和“周史之法”.这种国史所以名为“春秋”,西晋杜预作了这样的解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8在杜预看来,取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春秋”二字为名,实包含一年四时之事.
以上所讲为“春秋”的内容和性质,再来看其教育意义.按申叔时所说,“教之春秋”的目的是“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对此,韦昭、徐元诰仅作了个别字的注解,如韦注：“耸,奖也.抑,贬也.”1徐元诰引《方言》称：“自关而西,秦、晋之间,相劝曰耸.”2从字面意义上讲,学习国史可以教导太子劝善惩恶,以培养其善恶观念.结合《晋语七》所载,司马侯之所以向晋悼公推荐羊舌肸作太子傅,即认为羊舌肸“习于春秋”而符合“德义”.所谓“德义”,即“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对此韦昭注为“善善为德.恶恶为义.”3这实际上也讲到了国史“善善恶恶”的功用,和申叔时所讲相通.“春秋”作为一种编年记事的国史,韦昭本注之“纪人事之善恶”,4以此辨别善恶是非,使读者见善而法,见恶而戒,从而提高品德修养.而“春秋”所以示惩劝,在于其记事遵循一定的法度,即以当时周王朝的礼法制度为标准.春秋末年的孔子以鲁国国史（即鲁春秋）为基础作《春秋》,更是融入褒贬之义,也将史书惩恶劝善的功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鲜明反映在孟子所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5以及《左传》“君子曰”所评《春秋》“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6之中.
(二)关于“世”
据韦昭注：“世,谓先王之世系也.”7董增龄《国语正义》疏引《荀子·礼论》篇注“系世,谓书其传袭,若今之谱牒也”.8又,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案：“世系犹谱牒也.”9显然,在董增龄、吴增祺看来,“世”即今之谱牒.陈瑑《国语翼解》根据《周礼·小史》“奠系世”认为“：教之世,即小史所奠之系世.”10按：《周礼·春官·小史》曰：“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东汉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讽诵之.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故书奠为帝.”11又,《周礼·春官·瞽矇》曰“：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郑玄注引杜子春云：“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故《国语》曰：‘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12《隋书》亦有“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13的记载.另,《国语·鲁语上》讲：“故工史书世.”韦昭注为：“工,瞽师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后也.”董增龄作补注指出：“小史统于太史,故韦解言太史也.”14即认为此处之“史”实为“小史”.准此,《国语·鲁语上》的“工史”所指或为《周礼》所讲之瞽矇和小史.由上所述,申叔时所言《世》,有谱牒、世系、系世等解,当是记载天子、诸侯等贵族世系的一种文献.15天子、诸侯之世系由小史论定,而在天子、诸侯死后,则由瞽矇诵其生前治功之诗及其世系.16司马迁作《史记》参考了诸多此类文献.如《三代世表》序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17《十二诸侯年表》序讲：“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18《太史公自序》载：“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桓谭认为：“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2他所讲的周谱,盖为“世”一类的文献.
“世”的教育意义,按申叔时所说,“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韦昭注：“为之陈有明德者世显,而闇乱者世废也”,“使之嘉显而惧废也”.3显然,“世”乃关于统治者世系的文献,教于太子,使其明晓有德者世系长,而无德者世系短,从统治时间长短的角度来警戒太子提高品德修养.
(三)关于“诗”
申叔时讲：“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韦昭注：“显德,谓若成汤、文、武、周邵僖公之属,诸诗所美者也.”4也就是说,“诗”是对成汤、文、武等先王美德的彰显和颂扬,教育太子以此明志,提高道德修养.这里申叔时所讲的“诗”,或为《诗经》的一种早期读本.据有的学者研究,从西周至春秋中叶,各诸侯国的太师负责收集、整理本国诗歌,然后选送给周太师.周太师经过删节、编选,汇总成一个统一的本子,分送各国,供贵族子弟学习和乐工演唱.《周礼·春官·大师》即有“教六诗”的说法.到春秋初年,应该已经形成一种有300多首诗的本子.5春秋时期,“诗”已深入到上层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不学诗,无以言”6是那个时代的鲜明写照,这在《左传》、《国语》等史书中都有突出的反映.“诗”自然成为当时贵族子弟必修的一门课程.这是申叔时为楚太子开列“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关于“语”
“语”是先秦时期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张政烺在讨论《春秋事语》的性质时曾指出：“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语,就是讲话.语之为书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等‘语’这一类的书虽以记言为主,但仍不能撇开记事,所以又有以‘事语’名书的.”7这里,张先生明确了“语”的性质是一种史书体裁,以记言为主,同时也包含叙事成分.仓修良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则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分为编年、谱牒、语、志等各种体裁,并将《国语》、《战国策》归于语类.8
那么,申叔时所说的“语”,当如张先生所说是一种教学课本.在申叔时看来,这种教材的教育意义在于“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对此,张政烺指出：“‘教之语’是方法,目的是底下那3句话.所以这种教育是一种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可能是周代以来的传统的方法,教育贵族子弟以历史的兴亡之道和政治的语言,一则吸取经验,一则又学着打官腔,以便恐吓和欺骗人民,进行有效的统治.”9参照张先生之说,结合韦昭所作“语,治国之善语”的注释,对于申叔时所讲“语”的内容及意义,可以这样认为：第一,“语”所承载的内容主要涉及先贤圣王如何治国的言论等,包含先王的德政思想以及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道；第二,“语”的教育功用在于明德,即通过学习先王治国的嘉言懿行,以修明太子的品德,进而使其明治国安邦之道.这种教育自然也是着眼于太子作为国君继承者的身份.
(五)关于“故志”
“志”是古代的一种史书.春秋时代人常常引“志”明理,且“志”的名称多样,有按王朝和诸侯辖地分者如《周志》、《郑志》；有按内容分者如《军志》、《礼志》；有按人名分者如《史佚之志》、《仲虺之志》；还有称《前志》、《故志》、《上志》以及单称“志”的情况.1他们所称引的各种各样的“志”主要表现形式为格言警句,即如刘起釪所言：“这种作为史书专名的‘志’,又往往记载当时政治生活中所应注意的要求、或某种规范、某种指导行为的准则等种种近似于格言的守则性的话.”2除记言之外,“志”还有记事的性质.南宋郑樵指出：“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书大传》曰：‘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3在郑樵看来,“志”是各诸侯国史书的一种名称.《周礼》所提到的史官建置中,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4说明周王朝专设史官掌“志”.有学者指出：“夷考春秋以往,诸侯皆有国史,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即为列国之史.”5这是把“四方之志”看作为“列国之史”.这种记事性质的“志”,或许可以看作是春秋时期国史的另一种形式.
联系申叔时所讲的“故志”,韦昭注为“所记前世成败之书”,其内容当涉及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道.查《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籍,明确标以“故志”者仅此1处,另有称引“前志”者共3处,分别见于《左传》的《文公六年》、《成公十五年》和《国语?晋语六》.《左传》中的两处皆为春秋时人称引《前志》之言而讲“忠”、“节”之道,涉及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国语?晋语六》所记为晋卿智武子评价成子之言,即“夫成子导前志以佐先君,导法而卒以政,可不谓文乎！”6显然,这里的“前志”是成子藉以辅佐国君的根据,可以推测其内容应包含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道,从性质上讲当同于申叔时所讲的“故志”.还应注意的是,《吕氏春秋》中有两处称引“上志”,分别见于《贵公》和《务大》篇,依次如下：
四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7
二曰：尝试观于上志,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和三王之佐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其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此所以欲荣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8
前者旨在阐述君主治国“必先公”的道理,其立论根据是“上志”所记“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后者旨在阐述为臣之道,即个人私利要放在君主利益之后,否则会适得其反,其立论根据是“上志”所记“三王之佐”和“俗主之佐”名和实的鲜明对比.9应当说,二者所引“上志”的内容涉及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颇有以史资政之意,从性质上讲亦同于申叔时所讲的“故志”.
由上,可以认为,申叔时所讲的“故志”,性质同于《左传》、《国语》以及《吕氏春秋》所称引的“前志”、“上志”,内容主要包含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道,或如对夏、商、西周兴亡的总结.其实,按中国文字的本意,“故”和“前”、“上”皆有先代之意.而所谓“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的教育意义,即在于使太子了解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之道,明晓统治并非固定不变的,从而心存忧患和戒惧,注重以史为鉴.
二、申叔时所论礼、乐、令、训典的历史教育目的
综观申叔时提出的另外几种文献及其教育目的,核心在于使教育者在政治实践中尊礼、重乐、访物官、知族类,有驭政能力.
（一）关于“礼”和“乐”
西周、春秋是历史上突出礼的时代.孔子就推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周礼的本质在于维护上下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无疑是当时贵族子弟以及一般士人必修的一门功课.申叔时所称“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强调太子通过学习“礼”可以懂得不同等级的礼仪法度,并规范自身的言行,达于修身的目的.这里申叔时所讲的“礼”,性质当同于儒家传习最早的《仪礼》,或许是楚国史家通过采缉一些礼仪活动整理而成.
关于“乐”,申叔时指出：“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韦昭注：“乐者,所以移风易俗,荡涤人之邪秽也.”2要而言之,学习“乐”的目的无疑是陶冶人的情操.据《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3可以看出,在周王室,诗、礼、乐是各个等级的贵族子弟都要学习的课程.楚国虽被许多诸侯国称为蛮夷之地,然在太子教育方面并不落后.还需注意的是,申叔时所说“诗”、“礼”、“乐”的教育意义,和《尚书?尧典》“诗言志”以及其后《荀子·儒效》所讲“《诗》言是,其志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庄子·天下》所讲“《诗》以道志,《礼》以道行,《乐》以道和”,司马迁所讲“《礼》以节人,《乐》以发和,《诗》以达意”4等,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二)关于“令”
韦昭注,“令,先王之官法、时令也”.5对此,董增龄《国语正义》、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以及徐元诰《国语集解》等皆录其言而无详细解说.关于“官法”,按《周礼·天官·大宰》,大宰“以八法治官府等六曰官法,以正邦治”.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官法,谓职所主之法度,官职主祭祀、朝觐、会同、宾客者,则皆自有其法度.”6清人孙诒让指出：“谓邦之大事,各有专法,著其礼节名数,若今会典、通礼之属,一官秉之,以授众官,使各依法共治之,是谓官法.若大司徒之地法,小司徒之比法,大司马之战法,后世谓之司马法,县师之县法,稍人谓之县师之法,皆是也.”7这就是说,所谓官法,是百官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法令法规,亦即官署职掌制度,而每一种官职,均应遵守本职内的官法.关于“时令”,按《礼记·月令》载,季冬之月,“天子乃和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清孙希旦指出：“时令,随时之政令”,“时令无常,故须商度所宜而行”.8可以这样认为,时令主要是统治者按季节变换所发布的政令教化,应为百官所遵守.据此,申叔时所讲“令”之类的书,当为百官所应遵循的官法、时令.另,《国语·周语中》记载周王室使臣单襄公论陈国必亡,单襄公援引周之《秩官》加以论述.关于《秩官》,韦昭注：“周常官,篇名.”9实涉及百官所应遵循的法制,有类于这里申叔时所讲之“令”.
“令”的教育意义,按申叔时所说：“使访物官.”据韦昭注：“访,议也.物,事也.使议知百官之事业.”10显然,“令”为先王之官法、时令,百官所应遵循的法令法规等,教于太子,一方面使其明晓百官职掌,另一方面可据此考察百官尽职还是失守.可以这样认为,关于“令”的教育,是着眼于太子作为国君继承者的特殊身份.11
(三)关于“训典”
韦昭注“训典”为“五帝之书”.1除此处外,《国语》、《左传》还有4处明确讲到“训典”.一是《国语·周语上》所载祭公谋父在劝谏周穆王勿征犬戎时讲到先王不窋的德政,如“纂修其绪,修其训典”；2二是《国语·晋语八》所记晋国正卿范宣子家臣訾祏论及范氏先辈范武子之功德,如“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3三是《国语·楚语下》所载楚国大夫王孙圉将左史倚相视为楚之宝,因其“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4四是《左传·文公六年》“君子曰”论古之王者离世之前的做法,其中提到“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对此,西晋杜预注为“先王之书”,今人杨伯峻认为《左传》所讲“训典”同于《国语》中《楚语上》、《楚语下》以及《晋语八》,“训典盖典章制度之书”.5
陈瑑《国语翼解》根据《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认为：“教之训典,即外史所掌之书,皆世臣之职也.”6郑玄《周礼》注中有：“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7顾颉刚先生指出,郑玄注解乃援引《左传》文以入《周官》,“是为实定三皇之书为《三坟》、五帝之书为《五典》之开始.”8这里,顾先生所说郑玄援引《左传》之文,出自《左传·昭公十二年》,原文如下：“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9和此同时,顾先生联系《国语·楚语下》所载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及《楚语上》所载申叔时讲“教之训典”,认为“倚相所掌者实为《训典》”.10由此看来,“训典”即为《五典》,而韦昭将训典注为“五帝之书”,或许是受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影响.
关于“训典”的内容及其教育意义.按申叔时所说：“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对此,顾颉刚先生诠释道：“此书所载,有记‘族类’如《帝系》,有记‘行义’如《周礼》,故可以教太子使知治国之纲要,又可以献楚王使知历代列国之成败.”11同时,顾先生根据《战国策?楚策一》关于吴楚柏举之战的史料,即“（蒙穀）遂入大宫,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穀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进一步指出,蒙穀所献“典”即《训典》之简称,亦即《五典》.从献典之前“五官失法,百姓昏乱”和献典之后“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的对比中可知,“五官为楚之高级政务官,故《五典》为楚之行政大典章,有类于《周礼》及《唐六典》等书之制作”.12按顾先生所说,“训典”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典章制度,即申叔时所说的“行义”,类似于《周礼》.教于太子可使其明晓治国纲要；一是关于历代帝王的世系,即申叔时所说的“族类”,类似于申叔时所讲“教之世”的“世”,其中或许包含着历代帝王兴衰的史实,故而左史倚相可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而教于太子同样可以史为鉴.
三、申叔时历史教育的基本理念
上文对申叔时讲到的9种文献及其教育意义所作的分析表明,它们的教育功用各有侧重,而用以教导太子的基本理念是以史为鉴,明治国安邦之道,提高品德修养.尤其是申叔时所讲的“语”和“故志”,或记言或叙事,都明确包含着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道,蕴含着一种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意识.这种意识和前揭西周初年周公所讲的“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的论点旨趣相通.所不同的是,周公是指客观历史而言,申叔时则是指历史文献而言,蕴含着人们从认识历史到认识史学,再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的思想轨道.1另外,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申叔时多次提到“德”的内容,诸如“昭明德”、“导广显德”、“明其德”、“务用明德于民”等,反映了申叔时对德教的重视.柳诒徵先生曾讲到：“春秋时申叔时论教太子之法,言之尤详.所谓耸善抑恶、昭明废幽、广德明志、疏秽镇浮、戒惧休劝者,皆以史为工具而求成其德也.”2“以史为工具而求成其德”,这句话不仅揭示了申叔时的历史教育思想,也凝聚了他本人对于历史教育功用的认识.
应当指出的是,申叔时所讲的历史教育主要是针对太子而言,并非广义上的人民,这不仅缘于当时“学在官府”的时代背景,同样也是史学在萌芽时期的一种必然表现.
申叔时之后的400余年,西汉贾谊作有《傅职》篇,专论辅佐教育太子者的职责、任务等,其中便援引《国语?楚语上》所载申叔时的话并结合自己的见解讲道：
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宜.或称《诗》,而为之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任术,使能纪万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教之训典,使知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3
这段文字较之申叔时所讲稍有差异,所提7种文献“春秋”、“诗”、“礼”、“乐”、“语”、“故志”、“训典”及其教育意义皆相同,然少了“世”和“令”而增加了“任术”.查贾谊所讲“任术”的教育意义,在于知百官之职掌,明国家治理之道,实和申叔时所讲“教之令,使访物官“的意义相近,也是着眼于太子的特殊身份.在贾谊看来,这几种文献的教育功用在于“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这继申叔时之后再一次明确了史书在品德修养方面的功用.
重视历史教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春秋中期的楚国,大夫申叔时便已深刻认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并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可以认为,申叔时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个先行者,他的历史教育理念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阎静（1982年—）,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和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山东,济南,250014]
[收稿日期：2012年7月12日]
（责任编辑：赵轶峰）
1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5,《召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页.
2一是《宣公十一年》所记申叔时谏楚庄王复封陈；二是《宣公十五年》所记申叔时谏楚庄王以“筑室反耕”之策持久守宋而获胜；三是《成公十五年》所记申叔时论信、礼；四是《成公十六年》所记申叔时论德、刑、详、义、礼、信为战之器,并预言楚晋鄢陵之战必败.
3关于申叔时的教育思想,涂又光的《楚国哲学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设有“申叔时”专章,认为申叔时的教育哲学体系为显体系（explicit system）,分为教型教育和导型教育.徐文武的《楚国思想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设专节考察申叔时教育思想和军事思想,指出,申叔时充分肯定教育对人性的塑造作用,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教”和“导”、“辅”的结合,在教学内容上重视德教,并强调师傅的“身勤”示范作用.一些教育史研究论著也简要提及申叔时所提出的有关楚国太子教育的内容,如朱启新《中国春秋战国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张瑞璠《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上述研究多侧重从教育学的角度进行论说,对申叔时所提到的9种历史文献及其教育作用并未深入分析.
4这一论点由瞿林东先生较早提出,参见瞿林东：《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1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页.
2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国语》卷13,《晋语七》,第528页、第445页.
3董增龄：《国语正义》卷17,《楚语上》、卷13,《晋语七》,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1085页、第928页.
4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卷13,《晋语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7页.
5 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卷17,《楚语上》,第99页.
6徐元诰：《国语集解》卷13,《晋语七》、卷17,《楚语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5页、第485页.
7《孟子?离娄下》记载：“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8 杜预：《春秋左氏传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03页.
1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8页.
2徐元诰：《国语集解》卷17,《楚语上》,第485页.
3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3,《晋语七》,第445页.
4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3,《晋语七》,第445页.
5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55页.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四年”条、“昭公三十一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70页、第1513页.
7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8页.
8 董增龄：《国语正义》卷17,《楚语上》,第1085页.按：《荀子·礼论》有“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的记载,唐杨倞作注：“系世,谓书其传袭,若今之谱谍也,皆所以敬传其名次于后世也.”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3,《礼论》,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1页.
9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卷17,《楚语上》,第100页.
10陈瑑：《国语翼解》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0页.
11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6,“小史”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818页.
1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3,“瞽矇”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97页.
13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33,《经籍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0页.
14董增龄：《国语正义》卷4,《鲁语上》,第436—437页.
15 王树民认为：各国皆有《世》,《世本》一书便是战国末年以各国的《世》为依据合编而成的.参见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9—30页.
16唐贾公彦于《周礼·春官·瞽矇》疏：“讽诵诗,谓于王丧将葬之时,则使此瞽矇讽诵王治功之诗,观其行以作谥,葬后当呼之.”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3,“瞽矇”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97页.
17 司马迁：《史记》卷13,《三代世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88页.
18 司马迁：《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509页、第511页.
1 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3页.另,陈梦家将汉初及其前的纪年材料分为世、纪和终始3类,并一一作了简要考证.他指出,世系、系世乃谱牒、世本之属,分别之则世为世次,系为昭穆.同时列举了《史记》本文述其援引谱牒之属者.参见陈梦家：《汉初及其前的纪年材料》,载氏著《尚书通论》（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6—627页.
2 姚思廉：《梁书》卷50,《刘杳传》引,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16页.
3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8页、第529页.
4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9页.
5 袁长江：《论<诗经>的编订和最初研究》,载氏著《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8页.
7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8 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54页.另有学者将“语”作为一种古老的文类,探讨了其分类、体用特征以及存在形式.参见俞志慧：《事类之“语”及其成立之证明》,《淮阴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
9 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按：张先生将“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在“务”下断句,故称“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为三句.
1 按：《周志》见于《左传》文公二年；《郑志》见于《左传》隐公元年、昭公十六年；《军志》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宣公十二年、昭公二十一年；《礼志》见于《国语·晋语四》；《史佚之志》见于《左传》成公四年；《仲虺之志》见于《左传》襄公三十年；《前志》见于《左传》文公六年、成公十五年,《国语·晋语六》；《故志》见于《国语·楚语上》；《上志》见于《吕氏春秋》的《贵公》、《务大》篇；单称 “志”者见于《左传》襄公四年、襄公二十五年、昭公元年、昭公三年、哀公十八年,《国语·晋语九》,《吕氏春秋·贵当》等.参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35—37页；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9—226页.
2 刘起釪：《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17页.
3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4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6,“小史”条、“外史“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818页、第820页.
5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6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2,《晋语六》,第411页.
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贵公”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页.
8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26,“务大”条,第680页.
9《吕氏春秋·有始览·务本》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诗》云：‘有晻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和三王之佐同,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此所以欲荣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参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3,“务本”条,第297—298页.
1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23页.
2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9页.
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3,《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42页.
4 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
5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9页.
6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大宰”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645页.
7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2,“大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页.
8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17,《月令》,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03—504页.
9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2,《周语中》,第72页.10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9页.
11 关于“令”的内容及其教育意义,有的学者不认同韦昭注而给出了其他解释,即：“令”读为“名”,物官则是一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参见李锐：《释<国语·楚语上>“教之令”》,《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9页.
2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周语上》,第3页.3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4,《晋语八》,第458页.
4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8,《楚语下》,第580页.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文公六年”条,第548页.
6 陈瑑：《国语翼解》卷5,第120页.
7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6,“外史”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820页.
8 顾颉刚：《三坟五典》,载张舜徽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页.
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二年”条,第1340页.
10 顾颉刚：《三坟五典》,载张舜徽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第7—8页.
11 顾颉刚：《三坟五典》,载张舜徽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第8页.
12 顾颉刚：《三坟五典》,载张舜徽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第8页.
1瞿林东：《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中国古代史学观的理性发展》,《学术研究》,2011年第6期.
2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3 贾谊：《新书》卷5,《傅职》,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2页.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申叔时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申叔时的儿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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