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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入云的碑
——纪念亲爱的父亲贺龙元帅
并告慰红二、六军团先辈
我气喘吁吁地往上攀.149个台阶,陡峭,阴冷,潮湿,像天梯般通向高高的山顶；两边浓密的树冠上,不时落下一滴水来,不知是露水还是昨夜残留在树叶间的雨水.因为极少有人光顾,台阶的立面长出一团团毛茸茸的绿苔；踏脚的那面凹凸不平,自然形成一个个小水坑,前脚踏上去必须踩稳了,才敢拔后脚.攀到半山腰,我几乎每上两三个台阶,就要停下来喘口气,腿肚子在一晃一晃地抖.
山顶上立着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红二、六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
我固执地要爬上去,看这面碑,向长眠在这里的红二、六军团的烈士们默哀,敬献花圈.因为,我是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女儿,也是红二、六军团的女儿,血脉里流淌着他们的血.当年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我就跟着他们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是这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人.但生命苦短,而今我也77岁了,千里迢迢回到天子山为父亲扫墓,然后直奔这里而来.我想,我祭奠了父亲,怎么能不来拜谒这些曾经和父亲生死相依的烈士呢?他们也是我的父辈啊！再说,一个年逾古稀的人,我也到了风烛残年的日子,谁能保证还有力量来第二次?但是,最让我挂怀的,是红二、六军团从统帅到士兵,是一个庞大的集团,一个亲密的战阵,别说近80年前长眠在这里的烈士,即使当年有幸活下来,跟着父亲去长征,再跟着父亲走进人民共和国的那些功勋卓著的将士,如今活在世上的,又还有几个?当一代人静悄悄地谢幕,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远去,他们灵魂的归宿,一定都在这片曾经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土地上.因此,我必须攀到山顶上去,站在纪念碑前,对烈士们表达我的敬仰和思念.
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一大群人.回头一看,黑压压的,都低着头,心情像我一样沉重.我往上爬,他们也爬.我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这让我感动,不敢停步,也让我为长眠在泥土中的烈士们感到欣慰.印象中,从张家界出来的时候是两辆车,路过父亲的故乡桑植,母亲的故乡慈利,悄悄跟上来好几辆.我在小镇上瞻仰几个红军旧址,镇上的人差不多都涌来了,小小的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必须动用 来维持秩序.他们有从桑植、慈利和永顺县城赶来的干部,有穿军服和警服的士兵,更多的是面目熟悉又陌生的父老乡亲,许多人见面就叫我“姑姑”,多大的人和多年轻的人都这么叫.自从父亲端了芭茅溪盐局,湘西跟着他出来打江山的子弟兵,太多了.无论从血脉还是*上说,他们的后人都是我的亲人,谁从人群里挤进来叫我一声姑姑,我都答应,和他们手拉手,惺惺相惜.我知道他们不仅仅是来看我的,还想通过我回望那个血火浇铸,让他们既模糊又惊奇的年代；回望他们从未谋面,但在80多年前就献出了生命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们.
这个地方叫塔卧,是湘西永顺一个古色古香的老镇.年纪大一些的人,特别是红二、六军团的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对它记忆犹新,这是因为这个老镇留给他们的记忆,甚至留给中国的记忆,不可磨灭.
有多少人倒在了这片土地上啊！你只要在这座名叫土城包的小山上抓一把泥土,紧紧攥在手里,就明白了.不说能攥出血来,但说这些红色泥土曾经被烈士的鲜血熏染过,浸泡过,至今还闻得见淡淡的 味,绝非夸张.
近80年了,穿过时间漫长的黑咕隆咚的隧道,你是否还能看到在隧道那头闪烁的光亮?
可以说,1927年是它的源头.南昌起义失败后,父亲这个总是同旧世界过不去的人,赤手空拳,再次从上海辗转洪湖回到湘西,举行“年关 ”.手握大刀、梭镖和鸟铳围绕在父亲身边的,有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时的老部下,有在南昌起义中失散的官兵,大多数是带着两脚泥,连裤腿都没有放下的农民,仅贺家宗亲就不下3000人.不到两年,便有了列入中国工农红军编制序列的红二军团.这支队伍的诞生、发展和迅速壮大,成了湘鄂川黔四省反动政府的心腹大患.湘西是父亲的故乡,又是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强蛮之地,由纯粹 儿女组成的这支革命武装,舍家舍命,英勇顽强,就像漫山遍野生长的芭茅草,到了春天就会发芽,点把火就能呼啦啦燃烧.正因为这样,这支队伍在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红色家谱中,素以不怕掉脑袋,特别能跑路著称.在和国民党正规军和各路反动势力的反复拉锯战中,父亲牺牲了,儿子站出来；大哥倒下了,幼弟补上去.最惨烈的,是兼任红二军团政委的湘鄂西 分局书记夏曦搞肃反扩大化,那时红二军团正战斗在洪湖一带,上午还在和敌人苦战,下午说你是改组派、AB团,拉出去就是一枪,或者直接用大刀把头砍了,连行刑的人都杀得手脚哆嗦.自己人杀自己人啊！而且,杀的都连以上指挥员,光师以上干部就杀了27人.其中就有洪湖红军新六军创始人段德昌,还有老资格的王炳南、柳直荀.有确切史料记载,鼎盛时湘鄂西聚集在洪湖地区的数万名万红军和赤卫队员,被杀得只剩下几千人,党员只剩下5个.派给夏曦的4个警卫员,被他杀了3个.这些烈士许多有名有姓,死不瞑目.红二军团被迫撤出湘鄂西,前往湘鄂川黔边寻找新的立足点,不仅仅是因为敌人太嚣张,太强大,而是左倾路线把根据地和自己的队伍搞光了.我远近闻名的大姑贺英,在“年关 ”也即父亲回到湘西重新拉队伍的时候,把她一手拉起的上千人的队伍交给父亲指挥,正是在红二军团被迫东征后,因叛徒告密而牺牲在残酷的战场上.我已经有四个孩子的四姑贺满姑,死得更惨,她被敌人包围后,因寡不敌众而被俘,被反动派押到县城示众,当场五马分尸.我母亲因为怀着我父亲从未谋面的姐姐红红,行动不便,不能跟着父亲的队伍走,被迫流落在还乡团猖獗的桑植、慈利一带山林里,披星戴月,东躲西藏.姐姐红红生下来刚满周岁,一场麻疹袭来,我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自己怀里.
和红二军团在黔东木黄镇会师的红六军团,三个月从湘赣边界西征的路,同样是用烈士的鲜血铺成的.1934年8月,国民党调集50万大军,步步为营,向江西 苏区展开第五次疯狂大“围剿”, 为了保存力量,准备大规模转移,命令战斗的湘赣边永新、遂川一带的红六军团先行探路,旨在和我父亲在湘西创建的红二军团会合,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看出红六军团的意图,严令湖南、贵州和广西三省军阀围追堵截.红六军团且战且走,当他们走到贵州石仟甘溪镇,遭到湘黔桂三省军阀24个团的联合夹击.甘溪镇位于梵净山深处,重峦叠嶂,道路崎岖,三省敌军铁壁合围,堵死了所有要道和隘口.红六军团进入包围圈,数倍于我的敌人像疯狗那样扑上来,战斗打得异常惨烈.红军左冲右突,喋血夺关,一支出发时兵强马壮,达9000人的队伍,突出重围后只剩下3000余人.梵净山绵延纵横数十里,在它的沟沟壑壑,山山岭岭,到处堆着红军的尸骨.带领部分官兵最先找到红二军团的团长郭鹏,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在我父亲的再三动员下,将这段史实写成革命成回忆录交给《星火燎原》编辑部.但是,就因为红六军团在甘溪突围中,战斗打得太惨烈,牺牲的人太多,编辑部不敢刊登,只得作为档案封存起来.几十年后,在整理《星火燎原》未定稿时,我有幸读到这篇文章,实话说,我读得惊心动魄,汗流浃背,根根毫毛都竖了起来.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部队在甘溪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几千人被压迫在狭小的地域,伤员越来越多.眼看要全军覆没,为不拖后腿,伤员们强烈要求留下来吸引敌人,让还能走动的人轻装前进.最后,这些伤员没有一个走出梵净山.1975年,我去梵净山区的印江、沿河等县收集革命历史文物,许多老人对我说,惨啊！当年红六军团突围的那些日子,山上的枪声响了半个多月,时而像炒豆般急促,时而如松涛般起伏,十几天后才渐渐稀落下来.山上茂密的杂草被几十万人踩得光溜溜的.从高处流下的溪水,都是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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