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文学史观建构1882—1912,此文是一篇中国文学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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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1882年至1912年间日本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对象,对其体现的中国文学史观加以考察,指出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以汲取西方文化为主,但至迟在1912年以前,对儒学的接受仍占较大比重.从儒学的角度把握中国文学的特质,成为明治时期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外,泰纳的三因素学说、中国古代文论也对明治汉学家产生了影响,并以此构建了明治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观.和此同时,此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普遍表现出对先秦思想的重视,以此进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回顾和追溯,其实质是为日本的本国文学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日本；中国文学史观；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2-0064-08
1882年至1912年三十年间,日本集中出版了20余部中国文学史.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些中国文学史的出版,不仅标志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同时反映出日本当时的学术走向.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文学史在明治时期集中登场,意味着日本对此领域学术主导权的争夺.由于写作时间仓促,著述的质量难免良莠不齐,而著者价值观的差异,也使得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见仁见智,殊难同调.尽管如此,作为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过渡的产物,这批中国文学史彰显了较为显著的共性特征,并由此构建了明治时期所特有的中国文学史观,现择其要略加阐述.
一般而言,“文学史观”是指文学史撰写者和接受者对文学现象及其发展历程所持有的基本观念和价值评判.本文所论述的对象,指日本明治时期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者.时间的上限是标志日本中国文学史开端的1882年（明治十五年）,下限设定于1912年（明治末年）,即以明治时期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考察范围.
一、先秦诸子思想和中国文学史观
19世纪末日本从西方引入“文学史”,当晚清学术尚以训诂和考据为主,日本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已着先鞭.1882年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出版,为“中国文学史”发轫之著.此书始于《周官》,迄至《国语》,以17章的篇幅叙述了先秦诸子思想.尽管其中穿插了对《诗经》、《楚辞》的评价,并将楚辞和日本和歌加以比较,但总体而言,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并不多.因此,虽以“中国古文学略史”题名,但实际上对于“文学”的理解却限于诸子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史”在传入日本之初,其概念界定的含混.
末松谦澄长期留学英国,他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即是根据他在英国期间的演讲稿整理而成.彼时已有戈培尔斯坦因的《德意志文学史纲要》（1827）、哈拉姆的《欧洲文学序说》（1837-1839）、泰纳的《英国文学史》（1864-1869）等陆续出版,然而,《中国古文学略史》对此毫无体现,包括当时流行的文学史理论及研究方法.末松谦澄在序言中表示,先秦诸子学说既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也和日本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编纂此书,旨在为研究日本传统文化之辈提供便利.这或许可以说明,他的意愿并非在于中国文学史,而是通过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梳理和介绍,为整理日本文化提供一种参照.河田熙在序言中的阐述,亦可资参考：“况汉土之学,实本邦文物之祖,苟志于学问者,固不可不讲究其书也”①,也就是说,从“本邦文物之祖”的角度强调中国古典对于日本文化的重要性,劝勉有志于做学问的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古典.此处的“文物之祖”,是指中国文化,尤其指先秦文化.尽管将先秦文化提高到“本邦文物之祖”的高度,但是对于末松谦澄及其著述,仍不能仅仅理解为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其所着力探求的,其实是作为文化源头的先秦思想如何和日本文化产生关联,从而为日本近代国民精神的需要提供一种学术性产品.
末松谦澄重视先秦思想,尤为倡导儒学.这种对于儒学的倡导,实质上也是对儒学所实行的日本化改造.由于末松谦澄等主流知识阶层的推动,明治政府最终将儒学确定国家教育的基本准则,并于1890年10月颁布了《教育勅语》,以国家教育纲领的形式宣告了“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在明治时期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均表现出以儒学为重的倾向,和当时的国家教育纲领颇为符合.
1897年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作为日本近代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通史,此书重视儒学,强调儒学教化.田口卯吉认为：“今此书成矣,学者辄得详彼此文学,为父子为兄弟之情,而知所以振作之方法,则其裨益国家文运,非少小也.”②直接表明此书是为阐明儒家大义所作.此外,由此书的叙述框架也可看出儒学的比重,包括序论在内,“第二篇 诸子时代”、“第三篇 汉代的文学”、“第五篇 唐代的文学”以及“第六篇 宋朝的文学”均为和儒学相关的内容.
具体而言,古城贞吉从儒学的角度切入对中国文学的分析,认为中国文学的特质,归根结底是受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读书文字之徒为王朝所网罗,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质是上流社会的产物,其章奏议论的散文,多条理畅达、儒雅切实的实用文字.其雅颂鼓吹之诗,亦以雄浑正大的台阁气象显现.故唐宋以来,取士之法,科举由来,皆为企念官途利禄的人所下的诱饵.等中国古代文学是科举制度的產物,反映了每个王朝的政教思想活动,此类作品具有贵族化倾向,称之贵族文学.和此相反,描写田园稼穑、桑麻牧畜等民家日常生活光景之作,以及反映民众的适意闲乐之作,称之为平民文学.③
在古城贞吉看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儒学所倡导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入人心,具有无法消磨的特性,这种特性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质是雅正宏大的贵族文学,而非平民文学.古城贞吉倡导日本学者,一定要知晓儒学,并对儒学作了如下阐释：
儒家学派是包括孔子在内的总称,但是儒家学派却并非孔子独自创立.究其渊源,儒家思想远在孔子以前便出现,只是孔子对其进行了整理,成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自己也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大体上就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儒家的缘起应当和称之“司徒”的官有关,所谓“司徒”,是掌管一国教化之官.另据周礼,太宰之职是“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此外《联师儒》载有：所谓师儒,指以道艺对乡里进行教化之人,古为致仕贤者,以德行教化乡里子弟,是为乡闾的标识和模范,能感化众弟子之人.所谓“师”,是指包括六艺在内,教授弟子揖让读诵之人；所谓“儒”,和“师”一样都是指全才的君子,既要精通六经,又要怀有仁义之心,远达尧舜,近通文武,立身修己,为经世济用之才.故司马迁说：“儒者以六艺为法”,班固也说：“古之儒者博学六艺之文”.孔子怀圣人之德,却无施展之机,因此谈论诗书、修习礼乐,作《春秋》以明王道,实为崇古的理想主义.追随孔子的弟子多达数千人,孔子教书育人,因此兼具古代的“师”和“儒”之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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