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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和《日知录》
顾炎武（1613—1682）是苏州府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此时的顾炎武虽然年轻,却参加了当时的一个政治性团体——复社,提出反对宦官权贵专权的主张,并由此逐渐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关注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大事.明亡后,顾炎武参加了苏州、昆山一带的抗清斗争,但以失败告终.此后,顾炎武遍历南北,足迹遍布苏、浙、鲁、豫、冀、晋、陕,于“行万里路”间求学交友,“纪政事,察民隐”,为的是通过具体的历史地理、民间疾苦,研究“实学”,以寻求有补国计民生的道理,为此还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晚年的顾炎武居住在华阴,清康熙时征召博学鸿儒,开明史馆,尽力想网罗他,却遭拒绝.
顾炎武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日知录》一书是他一生学问和思想的结晶,正如他自己所说“平生之志和业,皆在其中”.
《日知录》是一部笔记体的学术札记.顾炎武把平日的读书心得和文献资料、调查访问搜集到的材料作排比对照,归纳整理,用一个个小专题写出来,既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又有作者自己的判断和结论.书名“日知”,出自《论语》：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大意是每天知道一些新知识,每月不忘记学过的旧知识,这可以叫 好学习.这也表明了顾炎武 求知、永不停止的治学态度.
今天通行的《日知录》共32卷,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历史、哲学、法律、宗教、文艺、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众多领域,内容也不同于有感而发的散文随笔,而是十分严谨的考据、研究,就像一部小型百科全书.
《日知录》一书内容丰富、考证详实,却非急功近利,轻率而成,而是经历了积累准备、补正修订的漫长岁月.正如顾炎武自己所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可见,书中的每一条札记都渗透着作者的心血.
关于《日知录》的成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年轻时顾炎武边学边记,到了50岁开始集中精力编撰《日知录》,先后用了8年的时间,在他58岁时初刻了《日知录》八卷.
《日知录》初刻本完成后,顾炎武没有止步不前,而是精益求精.他把学习求知当作人生一辈子的事,活到老学到老,终身不倦.“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君子之学,死而后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一方面不断地撰写新的读书札记,以充实《日知录》；另一方面则对初刻本精雕细琢、纠正讹误.康熙二十年（1681）,69岁高龄的顾炎武仍东奔西忙地从华阴到汾州,到曲沃,寻师访友,探究学术,未有一日虚度光阴.
对于写作,顾炎武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认为它们“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顾炎武提出著书当“采铜于山”,而不可以“废铜铸钱”,急于求成.书写得过快过急,就会条理不清,使谬误增多,这样的书出得快,被人忘记得也快,是难以传诸后世的.曾有人问顾炎武《日知录》又增补了多少,他回答,早夜诵读,反复寻究,只写得十几条.又有朋友敦促他早日将新写的札记和初刻本一起合并出版,他说再等十年,如果来不及,就以我临死前的遗稿作为定稿吧！
果然,康熙二十一年（1682）,顾炎武病逝.此前他始终未把已完成的三十余卷《日知录》再度付刻.直到十三年后,遗稿才由其学生潘耒整理,在福建刻印,这就是如今的32卷本《日知录》.
《日知录》的编撰动机
顾炎武为什么要编写《日知录》这本书呢?这一点他生前曾多次谈及.如他为《日知录》初刻本撰序时就清楚地指出,该书的编撰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得更为明白：“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也就是说,《日知录》虽为一部学术笔记,但顾炎武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看到了明朝末年社会弊病丛生,风气日益衰败,民生凋敝的景象,于是将自己的“经世”见解寄于学术之中.
正因为如此,顾炎武把《思辨录》的著者陆世仪和《明夷待访录》的著者黄宗羲引为同道.他在给陆世仪的信中说：“昨岁于蓟门得读《思辨录》, 乃知当吾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 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具内圣外王之事者也.等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思辨录》刻全,仍乞见惠一部.”在给黄宗羲的信中,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两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
顾炎武去世后,他的学生潘耒在将老师的《日知录》遗稿付梓时也写下了一段话：“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言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作为顾炎武的弟子,潘耒深知老师编撰此书的用意,他的这段话意在指出《日知录》是一部经世致用的书,为的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顾炎武的理想虽然生前没有实现,但日后如有人采用其说,定会对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假如仅仅以考据精详、文辞博辨来评价这部书,则有违顾炎武的本意.
然而,清康熙中叶以后,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文字狱大兴,社会上掀起了考据学之风,学者们埋头于故纸堆中,经世致用思想日渐衰微.就《日知录》一书而言,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在为《日知录》撰写提要时就说：“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短短几句话,使《日知录》陷于“默默无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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