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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代以来,以王沂孙为代表的宋末咏物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出现了大量基于传统美学理论的文学批评.“物哀”涵义触发了对碧山词以“悲”为主的情感内涵的思考,它不应停留在“黍离之悲”这一层次；“物哀”的形成引出了碧山词的自然思维,而这种思维包孕着词人心态上自然企慕和幻灭感；“物哀”的审美情趣则和碧山词的审美风格产生了交融,使我们认识到了碧山词沉郁之美的难以把握之处.
关键词：物哀；王沂孙；咏物词；沉郁
王沂孙之咏物词为其赢得了词史上的特殊地位,张惠言云：“碧山咏物,并有君国之忧.”[1]44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云：“咏物最争托意,释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2]1644这是说碧山词的主旨寄托.叶嘉莹先生云“既有隐语之特质,也有铺隐之特质；既有喻托性,也有社交性；既有思索之安排,也有直接之感发,是把中国咏物之作的传统中许多特质,都做了集中表现的一位作者.”[3]这是谈碧山词的艺术特征.在文学品评方面,传统的艺术手法和艺术观念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述,需要引入新鲜的血液.
“物哀”是学界在论及日本文学、美学时经常提到的一个日本理论术语,它在“物”和“情”二者之关系的阐释上独具魅力.简单的将一种域外美学理论套用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上来不仅没有价值,而且经常会水土不服,但是,借助外来理论的独特视角来关照传统文学命题无疑将带来新的思考.本文将借助于日本文学中“物哀”理论的涵义、起源和美学观念方面的要素,重新认识王沂孙咏物词的艺术特色.
一、“物哀”之义和碧山词的情感向度
对碧山咏物词主旨的解读既应看到其以“悲”为主的深沉情感,也应看到其情感指向的丰富性.在这一点上,“物哀”内涵的发掘能够给予我们有益的思考.
“物哀”一词最早由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在评论《源氏物语》时提出.本居宣长在《〈源氏物语〉玉小栉》中,把日本平安时代的美学理论概括为“物哀”,认为：“在人的种种感情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 也就是一切不能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动最深的”[4]213,若对日本文学从《古事记》到《万叶集》,以至物语文学的代表《伊势物语》、《源氏物语》的审美情趣加以详考,这一看法颇有见地.日本文学研究专家叶渭渠先生指出：“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5]67所以,物哀包括了对人的感动、对自然的感动和对世相的感动三个层次的结构.
就前一点来说,“悲哀”情绪的推崇可用来揭示碧山词感人至深的情感内因.宋末咏物词之所以如此动人心魄,和其借咏物来寄托抒发和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是分不开的.南宋末年,蒙古铁骑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东亚大陆,打碎南宋朝廷偏安江左的美梦.词人既经历江山沦亡的惨痛巨变,又经历元蒙强权下遗民孤臣的屈辱,以词人之心,不能无所感.《毛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当时的情况下,词人的大悲大痛不能长歌当哭,只能深寄于笔墨之中,“谩说青青,此似花时更好.怎知道,自一别汉难,遗恨多少”（《扫花游·绿阴》）,“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眉妩·新月》）是其内心写照.“亡国之音哀以思”,这种备受压抑的情感喷溅尤为凄恻动人.
就后一點来看,对咏物词发悲音的探讨不能和“物哀”混为一谈.但就叶渭渠提到的三个层次而言,碧山词发出的“悲鸣”在所指范围上需要澄清.受常州词派寄托之论的影响,词学家往往认为“中仙最多故国之感”（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黍离麦秀之感,往往溢于言外”（蔡嵩云《柯亭词论》）,把目光过多地集中到“对世相的感动”这个层次.其实碧山词抒发“对人的感动”和“对自然的感动”之处尤多,对风花雪月、鸟兽虫鱼的摹写之中自然渗透着人生的各种感悟,只要情感是真挚的,即使不加比附也无损其表现的力度.以最著名的《天香·龙涎香》为例：
孤峤蟠烟,层涛蜕月,骊宫夜采铅水.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红瓷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 几回殢娇半醉.翦春灯、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谩余熏,空篝素被.
此词咏龙涎香,上实下虚,上片言龙涎产地、原料、加工、形制和焚香时的美妙景象,下片提空另写,逆入旧事,勾起对从前焚香之际的女子、环境和 的回忆,流露出悲哀怅惘之情,不一定有多少政治上的寄托.将其理解为对故人的追怀也并不令这首词减色,反而增强了作品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丰富了碧山词的情感基础.端木埰解《齐天乐·蝉》受到各家批评也正是忽视了碧山情感丰富性的缘故.
二、“物哀”之源和碧山词的自然思维
关于宋末咏物词的产生渊源及碧山词的抒情艺术,清人蒋敦复论道：“唐、五代、北宋词人,不甚咏物,南宋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题》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2]3675指出了包括碧山在内的南宋诸词家以咏物为载体的 比兴传统.然而,少有人注意到这一传统背后隐藏的自然思维.
何为自然思维?“物哀”的形成就是一种自然思维的体现.川端康成道出了自然因素之于日本人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广袤的大自然是神圣的灵域,等凡是高岳、深山、瀑布、泉水、岩石,连老树都是神灵的化身.”“在这种风土,这种大自然中,也孕育着日本人的精神和生活、艺术和宗教.”[6]273他认为大自然孕育了日本人的精神和艺术,这便是日本人的“自然思维”—— 和大自然的长期亲和相处,把每一自然物都视为“灵物”的“泛灵观”,不仅形成了日本民族敬爱自然的深层文化心理,而且也造就了日本民族把一切自然物都作为有灵性的活物来亲近、接受和交流的思维特点.而又由于日本自然环境的恶劣,命运无常,日本人常看到的美是稍纵即逝的,美好的事物是不稳定的.因此,“物哀”寄托着日本人的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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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物传神，凄婉哀绝
鹧鸪郑 谷暖戏烟芜锦翼齐， 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 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 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應湘江阔， 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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