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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豪放词论文参考文献：
一、苏轼生平及其创作的时代背景
苏轼是四川眉山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苏轼自幼攻读诗书,博通经史,因而21岁就得中进士,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赏识,顺利地走入了仕途.历任凤翔府签判,杭州通判.元丰三年,被指控讽刺新法而下狱,后贬居黄洲.徽宗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终年65岁.苏轼学识渊博,才情奔放,为宋代杰出作家.其词于风格、体制上皆有创变,豪壮清雄之作尤新人耳目,开一代词风.
苏轼生活在北宋中期.北宋王朝专制主义的统治,只有在开国后三四十年,才算得是一个小康局面,此后由于辽和西夏的不断侵略及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使宋朝逐渐走上“积贫积弱”的道路.在这种内外矛盾急剧发展的形势下,一些有着比较开明政见的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于是在宋仁宗时期就出现了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的改革.虽然“庆历新政”失败了,但一股士大夫的改革要求并不因新政失败而退减,反而越来越高涨了.苏轼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跨进了封建的政治舞台.苏轼在宋仁宗嘉佑二年中了进士,开始走上仕途,这时他才21岁.由于他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主张,所以在仁宗嘉佑六年所上制策中,提出了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他是范仲淹等改革派的继承者.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34岁）,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实行新法,苏轼予以反对,从此他就卷入了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中.苏轼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屡遭挫折、诬陷、迁谪,几经政治反复,仕途坎坷不平.他在艱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在词中表达了对现实的强烈感受.
苏轼在政治上表现得虽然有些保守,但在文学上却能反对腐朽的文坛旧势力,企图推翻“ 派”,压倒柳屯田,开创北宋词坛新风,所以他才能挽回颓堕的风气,“指出向上一路”,建立起新的“豪放”词派,而使“弄笔者始知自振”.
二、苏轼豪放词的形成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向来被公认为北宋豪放词人的领袖.词中豪放一派,是经过苏轼的开辟才有的.所谓豪放,是对婉约而言.从整个词的发展系统来看,中国文学中词的艺术,固然不是“婉约”“豪放”二派所能完全包括,即以苏词而论,也还不是“豪放”所能统摄得尽的.所以称他为“豪放”之宗,是就其能以雄放之笔扩大词境、独建一宗的总倾向说的.苏轼转变北宋的词风,开创新的词派,既是由北宋初期词风的衰靡所引起的,同时也是北宋社会发展的特殊的阶段在艺术中的反应而产生的.
从北宋时期文学风尚的更替来看,北宋初年的词坛,可以说完全为五代“香而弱”的词风所笼罩.到了宋仁宗朝（1023—1063年）算是极盛时代.由于宋王朝统一中国后,战争暂时平息,又因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出现了北宋时期较长一段时间相对稳定的太平局面.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词坛上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士大夫阶级的享乐,以“乐府新词”为笑乐之资；一是都市经济繁荣,文化娱乐的兴旺,使教坊乐曲新声竞作.前一种情况,我们只要看看五代末和宋初士大夫文人的喜为乐府小词就可以说明.陈世修《阳春集序》说：“公（冯延巳）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尚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客而遣兴也.”（转引自《词学研究论文集》中陈志宪《论苏词和北宋词坛》）,象这种太平无事享乐生活的五季风尚,北宋初的士大夫文人是完全继承下来了.就连政治上很有地位的文坛领袖同时又是倡导诗 新的主将欧阳修也未能超越这种风尚.及到晏殊、晏几道父子,这种风尚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外,在都市歌楼酒馆中,教坊乐工为了适应市民文化娱乐的需要,大量“竞造新声”.在这时能为教坊创造新腔、写词以迎合市民阶层的文人作家,便是以慢词擅长的柳永.由于柳词的盛行,使北宋词坛的倾向从令词转到慢词,且为后来的慢词开辟了道路.北宋词风到此一变.不过柳词有庸俗 的一面,且多羁旅凄苦感伤之作,从总的基调来看是不太健康的.所以北宋到了柳永,虽使词风有着初步的转变,但是词格还是不高,仍未能完全脱绮罗香泽之态.因之喜为柔情绮语的人,便把秦观、柳永等奉为“婉约之宗”了.
苏轼要想突破旧的风尚,另辟一路,建立新的词派,是经历了一段斗争过程的.他首先就得打破词必须以“芳艳”为正体,以“婉约”为本色的传统观念去和沿袭五代艳靡词风的“ ”词人作斗争；其次还要战胜当时崇尚柳词靡艳庸俗的一派的风气.我们今天虽然找不到有关斗争的更多的正面资料,但从一些侧面的记载中,还是可以看出一点斗儿争的消息来.宋王灼《碧鸡漫志》说：“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 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转引自《词学研究论文集》中龙榆生《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这可以看出拥护苏轼词派的以学柳永为可笑,学柳永的则认为东坡以诗律作长短句为非体.同时从“十有 ”一语中也可以看出柳词势力之大了.王灼是拥护苏轼豪放一派的,他对当时非议苏轼移诗律作长短句的人甚不喟然,认为“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诞之毒.”这也可见柳词的入人之深和两派斗争之烈了.
苏轼创作豪放的词,在当时确是受到许多非难,就是出于苏门的词人也认为苏的长短句歌词不够标准.陈师道说他“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李清照说他“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由于苏轼要写豪放的词,有时就不免冲破了音律的束缚,这原是他大胆创新的地方.何况苏轼也并非直不能歌,他还是深懂得乐理、很讲求音律的,只是在词的一定音律里,其自由奔放之笔,有时就为曲子律缚不住罢了.所以,我觉得拿不谐音律来反对苏词,是不足为病的.而且苏轼之所以能开拓词境,正因为他以写诗之法写词.
把词范围在专写 的小天地中是从晚唐温飞卿起,及到五代就形成了艳靡已极的颓风.宋初虽有一二杰出文人如范仲淹、王安石等也写了一点儿有豪放气概的词,但还未形成风气,自然也谈不上流派了.只有到苏轼才算进一步地转变了北宋词风.苏轼在当时是不以别人议论他以诗作词为嫌的,而且极力赞扬这一作法.他认为词是“古人长短句诗”,认为作得好的词是“诗人之雄”,不能把他当作“小词”看待.所以“以诗为词”原是他和某些囿于旧风尚的词人的对立主张.因为诗什么都能写,它是可以“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的.只有用写诗之法来创造新的词,才可开拓词的境界,扩大词的内容,挽回词的颓风.所以他一方面鼓吹,一方面实践,在当时柳词影响很大的词坛上,他是能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和旧势力旧风尚作斗争的.因而他对风靡一时的柳词是敌对的.据俞文豹《吹剑录》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转引自《词学研究论文集》中龙榆生《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这虽是一个带有滑稽意味的笑话,但苏轼不和别的词家比,而独要和柳七相较,便是一种要胜过柳词的心理反映,也即是对柳词的一种斗争表现.又《高斋诗话》有这样一段记载：“少游（秦观）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转引自《词学研究论文集》中陈志宪《论苏词和北宋词坛》）秦少游虽是苏门四学士中最为苏轼赏识的词人,但他的词纯以婉约为主,自然是和柳永一派作风接近,受到柳永的影响是不足为怪的.不过苏轼的话却显示了他对柳永很大的敌意.通过上述诸条,说明苏轼在开辟词派的过程中是经历着一段新和旧的曲折斗争的.苏轼通过创作实践,终于打破了北宋旧的词风,开拓了词境,建立起清雄激壮的豪放派,把当时有着很大影响的柳词压倒,而向来以词发抒儿女私情的艳靡风气也因之有了很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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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人品和词
摘 要：苏轼以及它的作品为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苏轼的词风既豪放又婉约，既抒发了伟大的思想抱负，也表达了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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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词在词坛上绝对是一个卓绝的存在，不仅创作词作甚多，且才气奇高；开词风新气象，使宋词面目为之一新。关于苏轼别开生面的新词风，有人认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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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探讨了语言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思维与现实的关系，认为语言的结构和形式反映所表达的概念和经验结构。将以象似性理论为工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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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文学史中，苏轼是一座标杆式的存在，从北宋到明清，后世多数豪放派词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从他之后，词开始从以女性化描写的婉约口吻向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