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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侯家路120号.不过,那不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虹口区的一所房子里.户口簿上记载,我出生的日期是1945年7月25日.我对这个日期不能确定,多年前我在老户口册上看到的记载是5月7日,即使那是指农历,推算起来仍出入甚大.现在我已经无法弄清这个更改是怎么发生的了.我一向不留意自己的生日,记住它只是为了应付填写表格.我的父母也是如此,从小到大,他们不曾给儿女们庆祝过生日.不过,就算日期真是弄错了,关系也不大吧,无损于我已经千真万确出生这个事实.
母亲说,怀我的时候,抗战临近结束,日本飞机频繁轰炸上海,虹口是重点目标,窗外警报声和炸弹声不绝,使她处在极度的惊慌之中.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胎教,造就了我的过于敏感的天性.母亲怀我时身体不好,分娩后没有奶水,我是靠奶粉养大的,因此体质也比较弱.我生下后不久,一家姓毛的邻居不慎失火,把整幢房子烧了.其后这个邻居投靠他的哥哥,把我家也介绍过去,于是我家搬到了侯家路,住进了他哥哥当二房东的住宅里.事过十多年后,母亲还常常不胜怀念地说起虹口住宅的舒适,而对毛家的闯祸耿耿于怀.我是丝毫不记得我的诞生屋的情形了,受母亲情绪的感染,我总把它想象成一幢明亮宽敞的楼房,总之世上没有比它更美丽的房屋了.
侯家路位于上海东南角,属于邑庙区,后改称南市区.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窄小的街道纵横交错,路面用不规则的蜡或青灰色大卵石铺成,街道两旁是低矮陈旧的砖房和木板房,紧紧地挤挨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有两个区最像贫民窟,一個是闸北区,另一个就是邑庙区.邑庙区靠近黄浦江,由于排水设施落后,每年暴雨季节,当黄浦江涨水的时候,那一带的街道上便会积起齐膝深的水,我们称作发大水.水是从阴沟里漫上来的,当然很脏,水面上窜跃着水蜘蛛.大人们自然觉得不便,但我们孩子却像过节一样,一个个穿着木屐或赤着脚,兴高采烈地在脏水里来去.对于可怜的城市孩子来说,这是难得的和水亲近的机会.
上海老城区的黎明景象极具特色.每天清晨,天蒙蒙亮,便有人推着粪车边走边吆喊,家家户户提着马桶走出门来,把粪便倒进粪车,一时间街上臭气扑鼻,响起了一片用竹刷洗刷马桶的声音.一会儿,垃圾车来了,推车人玎玲玎玲地摇着手铃,家家户户又出来倒垃圾.街道就在这刷马桶声和铃铛声中醒来了.然后,女人们提着竹篮,围在街道边的菜摊旁讨价还价,一片喧哗声,开始了雷同而又热闹的一天.
走进侯家路某一扇临街的小门,爬上黢黑的楼梯,再穿过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桥,踏上一条窄窄的木走廊,我家便在走廊的顶头.那是一间很小的正方形屋子,只有几平方米,上海人称作亭子间.顶上是水泥平台,太阳一晒,屋里闷热异常.它实在太小了,放两张床和一张饭桌就没有了空余之地,父亲只得在旁边拼接出一间简易屋子,用作厨房.现在我完全无法想象,那么狭小的空间里是怎么住七口人的,但当时却丝毫不感到难以忍受,孩子的适应性实在是超乎想象的.
从街上看,120号是一扇小门,走进去却别有天地,它其实是一座颇深的二层建筑,住着十多户人家.二楼主体部分基本归毛家使用,小木走廊上的几间小屋以及一楼的房屋则租给了其他房客.住在楼梯口的是一家姓马的北京人,家里都是女孩.一个惊人的秘密在孩子们口中流传,说她们夜里睡觉都脱光了衣服.那个和我年龄相仿的惠君告诉我,这是北京人的习惯,这样冬天被窝里会很暖和.后来我自己试验,证明她说得对.楼下住着几家湖北人,常聚在一起搓 赌钱,楼上的居民就向告发,因此楼上和楼下之间充满敌对情绪.
在我家亭子间窗口的对面,相距几米处,有一个火车站售票口似的小窗口,小窗口里常常露出一个胖女人的脸,笑着向我们打招呼,我们叫她“对过妈妈”.在上海话里,“对过”是“对面”的意思.上海小孩称呼邻居的父亲,习惯是姓氏后面加上“伯伯”“妈妈”,比如“李家伯伯”“李家妈妈”,对同学、好友的父母则径直叫“爸爸”“妈妈”,我自己对此始终觉得别扭.因为不在同一个门牌号里,我们也就只在窗口看见过“对过妈妈”.有一天,她的儿子结婚,她突然邀请我们去做客.她家的屋子比我家更小,像鸽子笼,在人们起哄下,新娘唱了一支《在那遥远的地方》.她唱得并不好,但这支歌却使不满十岁的我大为感动,从此经常哼唱.
在我的印象中,毛家伯伯对孩子很严厉,不苟言笑,毛家叔叔却是喜欢孩子的,见了面笑逐颜开,兴致好时还会带我上街玩.他待人热心,不过,有一回他帮的忙却使我父亲不太高兴.那一天,我把脑袋伸进床头的铁栏杆里玩,退不出来了,毛家叔叔闻讯赶来,用锤子把一根栏杆敲掉.父亲下班回家,见状责备毛家叔叔太笨,说既然能伸进去,就一定能退出来,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反正从此以后,我家的铁床就少了一根栏杆.
小学五年级时,我家迁居了,侯家路的屋子由我的三舅和外婆续住.迁居后,因为我和姐姐仍读原来的学校,为了方便上学,我俩就和外婆一起继续住在侯家路,只在周末去新居和父母团聚.外婆很疼爱我们,天天给我们煮鸡血豆腐汤,问我们好不好吃.开始我挺爱吃,后来就腻了,但为了让她高兴,就总是回答好吃.她真的很高兴,屡次告诉母亲,说我最喜欢吃鸡血豆腐汤.结果,我吃了一年鸡血豆腐汤.小学毕业后,我也离开了侯家路,去和父母同住了.母亲时常带我去看望外婆,每次告别,外婆一定会追出来,站在天井上方的小木桥上一声声喊：“阿平,来哟！阿平,来哟！”直到我听不见为止.几年前,在房产开发的热潮中,上海老城的那些旧街旧屋被全部拆毁,世上不再有侯家路,也不再有那间藏着我的童年记忆的亭子间了.
补记
后来我知道,侯家路仍在.2007年1月,我带九岁的女儿走在上海城隍庙附近的一条老街上.我向一个在自家门口摆摊的老妇问路.我问：“去城隍庙怎么走?”她说：“从两边都能去.”我又问：“侯家路在哪里?”她说：“这就是侯家路哇.”他问找几号,我说120号,他指着小街对面的一堵围墙,围墙中间有几个大垃圾箱,说：“这就是,已经拆了,现在是垃圾箱了.”我不免惆怅,举起相机拍了那些垃圾箱,又拍了这位老妇.离开那里,女儿仿佛懂我的心情,说：“不应该拆,应该是周国平故居呀.”
次年9月,一家电视台在上海拍我的纪录片,要拍我的故居,我把拍摄人员带到了侯家路,指给他们看那几个大垃圾箱.小街这一侧,有一对老年夫妇闲坐在自家门口,我们聊了起来.我这才知道,120号没有全拆,还留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拆了,我的故居却是就在垃圾箱的位置上.
结论：关于贫民窟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印度达哈维贫民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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