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薛侃乡约思想的教化意蕴与实践特色,关于免费薛侃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薛侃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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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儒薛侃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并根据当时潮州地区的社会舆情,积极援引王阳明心学理论尤其是“良知之教”的思想精义,提出一套旨在移风易俗的颇具教化意蕴的乡约思想.薛侃乡约教化模式主要通过公共场合的聚众会约公开进行劝善彰善、纠过戒恶的仪式活动,确立起共同生活场域内的道德榜样以引领社会风尚,又借助民间舆论和宗教信仰等产生“防人为恶”的强大心灵震慑效应,从根本上确立起“扬善抑恶”的评价标准.薛侃乡约亦包含诸多生活智慧和日用规仪,实际上为乡村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人际摩擦、增进乡民团结的价值理念和具体规范.如果将薛侃乡约教化理论置身于当时社会境遇进行实践考量就会发现,它以阳明心学为指导希冀找到切实拯救世道人心和共同解决乡村生活实际问题的实践方案,无论理想信念抑或规条设计都流露出浓郁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文本设计和具体操作过程均展现出与意识形态妥协并自觉接受其指导的实践倾向.
关键词：薛侃；乡约思想；儒学教化；实践特色
薛侃（1486—1545）,字尚謙,号钝子、常思子,又号中离,明潮州府揭阳人,岭南王学代表人物.作为阳明弟子,薛侃始终扮演着“助教”、“护教”、“传教”的忠实信徒角色,亦极为推崇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思想精髓以探求事功层面的实践运用.正德十四年（1519）,薛侃与王阳明告别,从赣州返回家乡潮州,他不仅将以良知学说为核心的阳明心学带到岭南地区,亦积极以阳明学说为指导,在《南赣乡约》的基础上,开展潮州的乡约建设.薛侃乡约思想充满浓郁的教化意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展现出诸多实践特色.
一、薛侃开展乡约的思想溯源及历史际遇
当前学界尚未发现文献资料直接证明薛侃乡约思想缘于《南赣乡约》.据有的学者考证,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之际,薛侃正在他官署之中,并由此推断“薛侃对举行乡约的具体措施,一定熟知”.[1]如果从更广泛视野进行考察,积极参照薛侃与王阳明“忠实”的学术传承关系、密切的个人交往以及阳明去世后薛侃的系列举动,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薛侃倡导乡约不仅必然与《南赣乡约》密切相关,与阳明心学思想、尤其与其良知学说亦密不可分.
虽然薛侃在阳明后学诸弟子中知名度不及钱德洪、王龙溪、徐爱、王艮等人,他所代表的“岭南王门”也不像浙中、江右、泰州等学派那般声势显赫,但薛侃乃阳明信赖的忠实弟子,在同门中拥有极高声望.薛侃严格恪守阳明“良知之教”的学术精神,他将“良知”视为“心之本体”,人伦道德之本源,人们需要像“养花”那般辛勤耕耘、用心浇灌,才能生出至善之“花”.从二人交往观之,薛侃乃阳明值得信赖和托付之人.阳明出征平定贼寇期间,聘请薛侃出任其子王正宪的家庭教师,将日常事务均交与他处理,同门弟子日常学习亦由薛侃牵头,薛侃在很大程度扮演着阳明学说的“助教”角色.以至薛侃回乡之后,阳明特别思念,写信给薛侃说：“尚谦既去,仕德又往,欧阳崇一病归,独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诸友中未有依靠得者,苦于接济乏人耳.”[2]183留恋之意,溢于言表.阳明去世后,薛侃撰写《祭阳明先生文》,举行隆重葬礼,与诸弟子合力安抚阳明家属,“保孤安寡”.此外,薛侃在推广和传播阳明著作与学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第一个抄写《朱子晚年定论》,刊印《传习录》,刻印阳明诗集并为之作序,编写阳明年谱.他首次将阳明学说引入朱子学说浓厚的岭南地区,积极引荐兄弟子侄以及乡里好学之士数十人拜入王门,成为“岭南王学”的核心人物.《明史》如此评价薛侃：“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即以侍养归.师王守仁于赣州,归语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群子侄往学焉.自是王氏学盛行于岭南.”[3]5468由此可见,薛侃是王阳明的得力弟子,阳明学说的忠实守护者,亦是传播王学的极力践行者,是王门后学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乃至“阳明学后期发展的领军人物”[4].试问,薛侃怎么会对阳明心学实践产物的《南赣乡约》毫不知情呢?
文本内容的高度关联,也反映出薛侃《乡约》与《南赣乡约》的相互关系.将《南赣乡约》与薛侃《乡约》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前者几乎就是后者之范本或蓝图,后者多个环节仿照前者.其一,文册簿籍和人员配置相仿.《南赣乡约》设文簿三扇：一书约众姓名；二书彰善；三书纠过.薛侃《乡约》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记录公费出入一项,扩展为四项.人员配置方面,二者均设约长一人,由德高年长者担任,以总其教；约副二人,辅助约长；约正四人,由公直果断者担任,主掌训诲之事；约史四人,由通达明察者担任,主管劝诫惩罚之事；知约四人,由精健廉干者担任,主管行约之事；约赞两人,由礼仪熟悉者担任,主管修约礼仪.其二,薛侃《乡约》“约仪”部分基本参照《南赣乡约》.比如,会约当日的仪式安排,“彰善”和“纠过”的仪式表达、角色分工、台词应对等环节与《南赣乡约》如出一辙,整个乡约运行流程也多与《南赣乡约》相仿.其三,二者乡约思想均有明显的心学教化特色,颇为注重“良知之教”在民众教化中的关键角色,《南赣乡约》就是出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深层考虑,薛侃甚至在乡约条目中专设“良知”一项作为推行乡约的精神要领.
需要说明的是,薛侃《乡约》并非《南赣乡约》的直接照搬,而是基于薛氏本人社会际遇的结果.据薛侃所载,当时潮州乡里日常矛盾时有发生,“乡人有不平,每每因小成大”[5]392,琐屑小事经常演化成深层矛盾,又缺乏适当的调解方式,甚至反而以“无事一方”最终妥协而宣告结束,“以致东起西灭,甲唱乙和,习嫌构怨,坐取倾覆.”加之当时势力难以充分兼顾基层社会,使得“上德弗宣,下情罔达,奸民柔者唆讼罔利,刚者凌制愚弱,武断乡曲,墨吏朋比,罗织为奸,穷乡细民莫能自直者多矣.”[5]932薛侃通过协商的调解方式完满化解此次争讼事件,不仅使得自己在当地威望大升,也让人们切实感受到这种调解对于改善他们社会环境的实际效应,因此,如果说揭阳地区乡里社会复杂的民情是推行乡约之前奏的话,那么,薛侃化解争讼事件则成为推行乡约的直接导因.
起初,薛侃提出的乡约内容有十条（约为十事）,取得相当好的效果,“数年以来,官无一卒入乡,乡无一词在官,租粮早完,鼠窃屏息,置物弗守,遗失可追,居者日裕,逃者日归,民甚便之.”[5]932嘉靖丙戌（1526）,阳明弟子御史季本（字彭山）被贬为揭阳主薄,将薛侃的乡约扩展为三十四条,在当地普遍实行,一年后,社会风貌明显改观,“盗息讼简,奸无所容,时临各约巡视,善士扬眉,恶人涤虑,社学师生日夜习诗演礼,盖庶乎弦歌之意,识者以为三代可以立回.[5]932季本以之力推广乡约,使得薛侃所倡导的乡约内容更加充实、范围更加广泛、效果更加显著.不过,乡约推行过程中也曾遇到各种难题.比如,乡约实行过程中,细小过失被过度“放大”,听闻者又往往不加考察而信以为真,并且乡约毕竟是一个非强制性的自发组织,舆论力量是维系其存在的精神根基,如果因为“过失盛传”而议论纷纷,必将使其信任度降低而影响其功能发挥.再者,不称职的约长也会给乡约推行造成困难,有些约长可能做出徇情偏私、措置公费、籍上挟下之事,从而让乡约的威信度大打折扣.可惜的是,随着季本的调离,乡约推行之事不得不暂时搁浅.但薛侃依然十分珍视这次乡约活动,把文字资料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整理,“别为一图,上陈规条,中画会约之仪,下书续约之意,挂之堂壁,使人人目击心警,久之而弗替,则吾乡永为礼仪之邦矣.”[5]393如今《薛侃集》中有专章名为《乡约》,另有《乡约序》一文,这些均为当时薛侃推行乡约的文本资料,是研究薛侃乡约思想的重要文献.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薛侃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薛侃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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