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道德危机和王守仁哲学诉求,本文是一篇关于王守仁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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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阳明哲学是在明中叶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失灵、官场腐败渐滋、士风不端、社会出现深刻的道德危机背景下出现的.他的“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等命题意在救治人心痼疾,提升人生境界,促进士人道德自律以及社会良善风气的形成.在需要重新确立道德理性的时代,王阳明不仅建构了良知本体世界,高扬心灵主体,而且对存理去欲、净化人心设计了切实可行的修养方案.阳明哲学是对时代问题的坚强回应,只有从历史的场境着眼,才能深化阳明哲学的认识.
关键词： 道德危机；王守仁；哲学诉求
王守仁（阳明）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命题,集心学之大成,是道学史上区别于程朱理学的又一座思想高峰.阳明哲学是在明中叶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失灵、政治腐败渐滋、士风不端的背景下出现的,他的立论另辟蹊径,从攻讦朱学入手,建立起全新的思想体系,意在追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正人心,息邪说”,试图挽救一个时代的道德堕落和人心危机.历来研究阳明哲学者,多侧重于讨论其哲学思维对前人的突破,而忽视其历史的在场感；而实际上,中国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多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坚强回应.只有从王阳明所处的历史场境及其他对现实的关怀着眼,才能深化我们对阳明哲学的理解.
一、明中叶社会腐败和王阳明的“补天”忧患
王阳明生活在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上半叶,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日渐窳败和商品经济渐趋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已露端倪的时代.自正统至嘉靖年间,皇室、宦官、勋戚、官僚地主愈来愈贪得无厌,竞相兼并土地.弘治二年,据户部尚书李敏统计,仅北京周边,就有皇庄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宦官占三万三千顷.[1]1887正德朝大学士梁储的儿子梁次摅和杨端争民田,杨端杀死田主,而梁次摅又仗权势杀杨端全家二百余人[1]5034,足见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疯狂.这些权贵势家田连阡陌,却无须承担赋税,而明政府征求的税田额数就只好转嫁到平民头上.不少地方大户科举不成功,就纳捐买官,而后地方政府就须“以礼相待,不许随便差使”,致使普通农民所承受的差役愈加沉重.如正德时福州地区“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而徭则尽责之民”.参见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在土地兼并中失地农民不得已沦为佃农,而地主收取的地租占农民收成的一半甚至达到七八成以上.在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环境下,广大失地农民生活无以为继,便走向公然武装反抗政府的道路.明中叶时期,全国各地爆发的较大的武装起义就有浙江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福建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广东黄萧养领导的农民起义,荆襄流民起义,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江西南安府的横水、桶冈、左溪等地的农民起义,大藤峡地区瑶、壮族人民的起义等.这些农民起义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沉重地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根基.
和明初吏治较为清廉相对照的是,明中叶官场腐败滋生,贪贿公行之风日烈.明英宗、宪宗、武宗都宠信宦官,官员要想升迁,就要巴结、行贿王振、汪直、刘谨等权势太监.如天顺八年,南京给事中王徽等人上书：“近有无耻大臣,结交内宦,或行叩头之礼,或有翁父之称.”[2]卷29司礼太监黄赐的母亲死了,居然“廷臣皆往吊”.[2]卷31武宗朝的太监刘谨权势熏天,各省地方官进京办事,“畏（刘）谨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二万两.往往贷于京师富豪,复任之日,取官库贮倍偿之,名曰‘京债’.上下交征,恬不为异.”[3]651这些官员人身依附刘谨之后,无不虎假虎威,纳贿渔色.如进士出身的张彩因投靠刘谨,一年之中就由郎署升吏部尚书.全国各地官员以对待刘谨的礼节对待张彩,并且争相给他送礼：“馈遗金帛奇宝,相望途巷间.”[4]卷24张彩性喜渔色,他听说老乡刘介续娶的妻子有“国色”之称,于是就帮刘介升官,然后问他：“子何以报我?”刘介惶恐地说：“一身之外,皆以奉公.”张彩立即派人直入其内宅,将刘介妻硬拉上轿子,扬长而去,而刘介只是“错愕挥涕而已”.[4]卷24又听说平阳知府张恕妾甚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张禴按致其罪,拟戍.恕献妾,始得论减.”[1]7841吏治的腐化自然影响了士风,如程敏政论成化朝的风气云：
为士者视合污为常情,诋好修为要誉,天下茫然不知儒道之可遵等风俗之不厚,由士习之不正也.且苞苴往来者进用而不能,书抵政府者或至于摈斥；左右先容者登庸,而同巷不求见者或至于罢归.以致士夫之间,正色自持者见疏,谀言取悦者得志.天下靡然不知名节之可重.[5]卷九,《制策》
又如嘉靖十八年六月,左都御史王廷相描述当时官场士大夫的风气：
大率廉靖之节仅见,贪污之风大行.一得任事之权,即为营私之计.贿赂大开,私门货积.但通关节,罔不如意：湿薪可以点火,白昼可以通神,夫岂清平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盖有贿者矣,然犹百金称多,而今则累千巨万以为常.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胆明目而无忌.士风之坏一至于此,真可痛也.《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五,嘉靖十八年六月壬寅,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抄本.
王阳明更是痛言追求功利之风弥漫于整个官场,社会风气是如此的败坏：
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性成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和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6]56
可见,王阳明所处时代,士人大都利欲熏心,以智谋、权势相倾轧,做事热衷于沽名钓誉.官员一心想往上爬,而且得陇望蜀,贪得无厌.管财政的想兼管军事、刑法,礼部管教育的还想干预吏部的官员铨选工作,州县官想爬到省级的位子上, 级的官员则又紧盯着宰相的位子.这些人学问广博,只助长了其傲慢和巧辩；知识不少却成了他们行恶的工具；能写一手好文章,恰好用来掩饰他们的虚伪.
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程朱理学,科举取仕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为教科书,在学术政策上“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7]卷二,《高攀龙传》程朱理学本来是一种关于修身的道德之学,所说无非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并将这些道德原则视为“天理”.在程朱看来,认识这些天理要通过格物的方法,而读书是格物的重要途径.朝廷以朱子学取士,一旦做官便意味着富贵.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程朱本来是讲“存天理,灭人欲”的,其学说原本和功名富贵对立,但现实却是读好程朱的书,作好八股文即可 发财.于是官学化的程朱理学便成了叩开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士大夫多所学非所行,所行非所学；口谈仁义,行同狗彘.即便是那些志不在富贵,专心做学问、写文章的一部分士人,其目的也是为了成名夸俗、炫耀世人,其知识文章和天理道德隔成两层皮,和修身实践全不相干.学术界出现了知识主义的流弊,而价值理想成了废墟.王阳明痛切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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