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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超越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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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自唐元稹作《莺莺传》,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创作的重要题材.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对应,对故事的改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融合意味,金元时期的改编更具有典型性.异质文化的嵌入对中国传统的道德礼俗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使其发生了偏斜度的超越,为崔、张生的爱情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王实甫的《西厢记》也就成为一部不朽的剧作.

【关键词】《西厢记》;故事;流变;文化融合;偏斜度超越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從唐传奇《莺莺传》的广泛流传到元杂剧《西厢记》的成功上演,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历经唐、宋、金、元四个朝代,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在文学作品中样态各异.值做到关注的是,从宋开始,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统治逐渐进入中原腹地,将少数民族文明和中原文明的融合推向了.文学作品在流变过程中也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莺莺传》到《西厢记》,崔、张爱情故事的流变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互相嵌入的过程.经历了女真民族一百多年的统治,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在中原腹地发展已渐趋成熟,在与汉文化的融合中表现出强烈的势头.到了元代,蒙古族统一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使中原文化的发展轨迹和存在状态发生了改变,与儒家传统的*道德发生了偏离,形成了一种“有偏斜度的超越”.笔者将以崔、张爱情故事的流变为基本线索,从艺术审美形式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两个方面去探讨《西厢记》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的偏斜度超越现象.

一、《西厢记》故事的流变

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最早见于中唐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随后被众多文人士子所改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唐到宋的演进

北宋文人赵令畤根据 《莺莺传》 的内容创作了12首 《商调·蝶恋花》 鼓子词.随后秦观和毛滂作《调笑转踏·莺莺》相互呼应.宋人笔记《绿窗新话》中将其改编成《张公子遇莺莺》的故事,对故事情节做了删减,其中去掉了孙飞虎逼亲、崔夫人赖婚等情节,对结局也未作详细的叙述.但基本与唐传奇《莺莺传》一脉相承认.南宋时出现话本《莺莺传》,现已佚失,具体情节不详.

宋代文人对故事的改编主要是以词的形式呈现,缩短了篇幅,叙事性减弱,抒情性增强,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立体.如秦观在《调笑转踏·莺莺》中:

诗曰:崔家有女名莺莺,未识春光先有情.

河桥兵乱依萧寺,红愁绿惨见张生.

张生一见春情重,明月拂墙花树动.

夜半红娘拥抱来,脉脉惊魂若春梦.

词曰:春梦.神仙洞.冉冉拂墙花树动.西厢待月知谁共.更觉玉人情重.红娘深夜行云送.困亸钗横金凤.[1]

毛滂《调笑转踏?莺莺》:

诗曰:春风户外花萧萧,绿窗绣屏阿母娇.

白玉郎君恃恩力,尊前心醉双翠翘.

西厢月冷蒙花雾,落霞零乱墙东树.

此夜云犀已暗通,玉环寄恨人何处.

词曰:何处.长安路.不记墙东花拂树.瑶琴理罢霓裳谱.依旧月窗风户.薄情年少如飞絮.梦逐玉环西去.[2]

无论是美若惊鸿的崔莺莺还是才高貌俊的张生,读来都使其跃然纸上.对于他们的爱情故事都报以同情和惋惜,但从唐至宋,其故事情节并未做相应的改变.

第二阶段:宋金对峙时期

北宋后期,南北分裂,北方处于女真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文学发展相对贫弱;宋朝南渡,词人大多借诗词抒发国破家亡、山河沦丧的悲愤之感,对于浪漫缠绵的爱情故事吟咏较少.金人董解元对崔、张故事做了大胆的改编,所作的《西厢记说唱诸宫调》(又称 《董西厢》),无论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还是艺术形式都超越了前代,成为崔张爱情故事流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故事情节上,将“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改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人物的身份地位都有所提升.张生由一个普通书生跃为已故的礼部尚书之子;莺莺也由贫民之女变成了相国千金,从待字闺中的怀春少女变成表兄郑恒的未婚妻;老夫人也由一个寡妇变成了相国遗孀.在表现形式上把玩弄于文人鼓掌之中的传奇小说改编成大众娱乐的说唱故事,有了特定的声腔、音韵及篇章结构.同时,也设置了郑恒、 孙飞虎、 法本、 法聪等几个人物,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矛盾冲突错综复杂.

第三阶段:金元统治时期

在元代,王实甫作《西厢记》对崔、张爱情故事大加改造,“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3]在董解元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王实甫将《西厢记》改编成五本二十一折的舞台剧.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做到到了升华.一方面他继承了《董西厢》中二人历经艰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保持了崔莺莺和张生世家子女的主人公身份;另一方面,他通过语言、动作、心理等细致的描写,对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刻画,在思想观念上大胆突破,形成了鸿篇巨制.尽管在后代有诸如《北西厢》《南西厢》等改编和续写,但无论是艺术上还是内容上都无法与王实甫的《西厢记》相比拟.

二、艺术审美形式从文本阅读走向市井说唱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序》中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莺莺传》到《西厢记》的流变过程中,文本的艺术审美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唐宋以来,随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的融合程度加深,游牧民族的艺术审美形式对同时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经历了传奇小说、诗、词、曲本和杂剧等几种文体的演进,在表现形式上嵌入了胡音胡调等少数民族文化因素,由书面文本演变成舞台上的说唱艺术,表演场所也从书斋走向市井,勾栏瓦舍成了其重要的表演场地.

在南北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胡音胡乐内传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原文坛温柔敦厚的创作风格.“汉胡互相交融,语言崇尚率真,生命变做到辛辣,文学由此改变自身的构成而改变自身的精神气质.”[4]崔、张爱情故事在金元以前均是以文本阅读的方式呈现,南宋虽有话本,但未流传下来.在金元时期,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继承宋词中的“弦索”调,开胡音北曲之风.明代王骥德《曲律》中说:“而金章宗时渐更为北词,如世所传董解元《西厢记》者,其声犹未纯也.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又说:“即金章宗时,董解元所为《西厢记》,亦第是一人倚弦索以唱,而间以说白.至元而始有剧戏,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窍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俟夷狄主中华,而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呜呼异哉!”[5]充分肯定了其在南北曲演进中的重要位置.虽时有南曲与北曲并行,但北曲曲调铿锵有力,游牧文化色彩更加浓厚.“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狼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等胡部自来高于汉音.在唐,龟兹乐谱已出开元梨园之上.今日北曲,宜其高于南曲等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锦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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