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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论文参考文献：
一、两种写作：
写重要事物VS为写而写
在《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一文的开头,苏珊•桑塔格引瓦勒斯•斯蒂文斯的一句话：“最佳诗作将是修辞学的批评.”这句话为她论巴特一文定下了基调.罗兰•巴特是一位符号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因为巴特之手迎来了文学上的无上光荣；修辞学也因符号学的发展,在文学批评中,有了实质性的地盘.不仅符号学,巴特在文本理论方面,也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比如他从支持自己的高足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到借助互文性和符号学,实现对结构主义的突破,构建了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比如他的“文之悦”,建立了一种毁灭性的文本的 学,将 和 引入到写作,引入到一种社会学的禁欲的文学语境,他让写作不再是真理、思想和观念的贩卖,而仅仅是快乐的肉欲享受和消费.巴特是一个形式主义者；然而,说到底,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美主义者.
罗兰•巴特让写作变成一种趣味.在他那里,“写作”是一个不及物的动词,他区分了作家和作者,在于前者不及物而后者及物.
“正像一位道德家（清教徒的或反清教徒的）会一本正经地区分性生殖和性快乐一样,巴特也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写重要事物的人（萨特所说的作家）,另一类是不写什么重要事物而只是去写的人,后者才是真正的作家.巴特认为,动词‘写’（to write）的不及物含义,不仅是作家幸福的源泉,也是自由的模式.”苏珊•桑塔格的这些话,其实道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分野：萨特一类的写作和巴特一类的写作的分野.可以认为,巴特和生俱来,只是为了写而写,但萨特不是,他要人道主义,要用写作介入现实.写作对于萨特而言,是有重大意义的,因而是有力的；写作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写了什么.但巴特却用一生的写作来实践他的形式主义的理想.
这无异于表明,巴特写作的不及物性,排除了“社会的或道德的目标”,并铲除了萨特式写作赋予写作的力量.这因而成为一种政治观,以特殊的方式介入政治.如果了解巴特写作历程,我们可能会大吃一惊；他从开始发表作品和逐渐产生影响的年代,竟是在二战的灾难后果还没有远离的年代.一代人对战争记忆仿佛还是枕边的恶梦,但巴特却有了另一种认识；关键是他很清楚、冷静,他从不提及战争,也不提及苦难或者灾祸.若说萨特的文学（包括哲学）在战后抚慰了一代人遭受战争伤害的心灵,那么,到了巴特那里,他的写作因“政治问题的平和态度而驯化了政治”,“他的愉快的智慧或快乐科学提出了一种自由而宽广的、心满意足的意识的理想；等人无需抉择于善和恶及真和伪之间,不一定要去辨别是非”.
这是一种快乐的写作,写作本身就是至福.正像中国的诗人柏桦从日本文明中发现了他的美的理想,更早的时候,巴特也从日本文明各个方面感觉到了这种理想.
极端敏感的人,都可以从日本找到他们理想中的美.90年代,柏桦惊讶于自己发现了《枕草子》,那时,他可能不一定知道,同样敏感的巴特也早已为《枕草子》倾倒.唯美主义者都天生拥有细到极致的神经,这种神经当然是身体性的；他们对于美的风吹草动,总能产生不能自已的颤栗.苏珊•桑塔格也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所以她始能理解罗兰•巴特.桑塔格对巴特的文本的描述,也可以用于她自身：“他特别喜欢极短的形式,像日本俳句和语录体；而且正像一切真正的作家一样,使他入迷的正是‘细节’.”桑塔格在评价日本的时候,甚至有让人产生她沉溺于日本之美的感觉：“在日本,美学的标准似乎充满了整个文化,早在近代反讽风格开始之前就已如此,这些标准早在十世纪末叶即已形成,如在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中,这是一种讲求精美享受的生活态度的概略,其写作方式在我们看来具有令人惊诧的现代分离的形式,如笔记、轶事和列举.”
关于《枕草子》在中国的接受,柏桦说,是他发现了《枕草子》；柏桦的意思是放在新时期以来这段时间（其实,放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也没错）.若说中国人对这本书的接受,周作人应该是早期最彻底的一位.但周作人自己甚至都没能看到他的译本在中国的出版.柏桦当然不是要褫夺周作人的花翎,他的话更像是美的呼吁.这和他置身的国家文学背景以及自身天赋有着关联.
正如巴特在日渐崭露头角的时候,二战刚刚过去,法国盛行存在主义.但是巴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成为德国形而上学的俘虏,诸如萨特和德里达的黑格尔主义和海德格尔主义,这是因为他是法国民族文学思想的热爱者.李幼蒸认为,巴特是将西方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反理性唯美主义并存于心并使之交互作用的文学思想家.大约以上的原因,他的实践并没有倾向于重内容轻形式；相反,他成为了一名形式主义者.出生于1956年的柏桦,其童年和少年时代在 年代度过,1976年 结束时,他已经20岁了,接下来,朦胧诗就要横空出世.朦胧诗应时而生,其自身的对抗性,虽不能让人和存在主义联系起来（也没有必要如此横向移植）,但柏桦的确是在那个时代过来的,甚至他和一些朦胧诗人为同龄人；奇妙之处在于,柏桦并没有加入朦胧诗的合唱.他后来被公认为“第三代诗人”的主要代表之一.越到后来,读者越清晰地发现,柏桦身上有着和巴特类似的怀疑主义理性和唯美主义非理性的双重因素,我们只能将之解释为这是一种和生俱来的天赋.
落实到文本,仔细考察的话,柏桦的写作,并不仅仅是他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符号和气息；他相当尖锐,个性突出,常常迸发出破坏性的刺穿力量.造成这种情形的,应是身体原因（身体标志着天赋）.这令人想起尼采；这可以认为是罗兰•巴特和柏桦共同的源头,虽然他们都去除了尼采的疯狂,而以私人、密闭、温和的享乐示人.柏桦对古典诗歌的愉悦,是和他的身体性结合在一起的.有关身体问题,读者自可参阅他的自传性文本《左边—— 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本书的开头,谈及的即是童年的身体的痛苦、不自由导致的神经的折磨.这成为了一种病症,也意味着,柏桦写作的出发点,并非政治、道德和社会,也不是真理、思想和观念,而是身体；它暗示着某种非理性的美,必须经由形式主义的精妙风格传达.联系到《左边》里的资料,可以看出,柏桦注定是要成为唯美主义诗人,他身体的暗室里住着尼采的灵魂.这个事实上的尼采主义者,在第三代诗人里,不算张枣在内的话,似乎绝无仅有.没有哪个诗人如此迷恋身体（单从身体来看,2000年以后的尹丽川诗歌也有这方面的症候）,从身体出发上路.无论是1980年代,还是现在,他的写作都是另类：因为至少目前可以看出,一种和政治、道德或社会紧密相连的萨特式写作,依然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的当代话语空间；而巴特式写作实属稀世之珍.
二、文本的二元性：
STUDIUM和PUNCTUM
罗兰•巴特写于1979年的《明室》,是一本讨论摄影的书,在这本书里,他对阅读照片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标准,这个标准主要是两个拉丁词：STUDIUM和PUNCTU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的中译本,保留了这两个词没有翻译.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的中译本,将这两个词翻译为“意趣”和“刺点”.赵毅衡在他的《符号学》一书中,建议将这两个词译为“展面”和“刺点”.将PUNCTUM译为“刺点”没有异议,但STUDIUM该怎么翻译?笔者以为,根据巴特书中的论述,“意趣”这种意译并不能很好地传达巴特的意思,并有误导 读者的可能.“展面”似乎比“意趣”更妥帖,也更易理解巴特的原意.
巴特说,相对于一元性要素的照片,他对含有二元性要素的照片更能认可,并把二元性要素作为衡量照片优劣的准则.什么是二元性?巴特举例说：一张普普通通的尼加拉瓜起义时拍的照片,遍布瓦砾的街道,两个头戴钢盔正在巡逻的大兵；远处,是两个过路的修女.这张照片让人瞩目之处,或感到意外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于它让两种毫无关联的要素同时出现了.这两个要素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甚至也无需称之为对照,它们是不同质的：大兵和修女.巴特由此预感到一种构图的规则,这规则在他之前从来没有的.通过验证多幅照片,巴特发现,这种二元性构图规则是有作用的.因此,巴特决定对此继续研究.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唯美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正能量的句子经典语句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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