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核心是商品（市场）经济,本文关于富民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富民论文参考文献：
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是富民的核心,也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这在富民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1983年3月4日,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山区建设问题时,指出,现在,山区大约有两三亿人民富不起来,翻不了身.在这个问题上,一不能怪山区人民,二不能怪下面干部,是我们政策的失误.一定要改变政策,放宽政策.一不能整老百姓,二不能由国家背包袱,而是要给干部和群众以正确的政策,帮助解决问题,诸如山权问题,承包责任制问题,自营林木的继承权问题,农林副产品自由交换问题,山货贩运问题,交通问题,市场问题,等等.认为农林副产品能不能自由交换和市场能否流通,是直接影响到富民的关键性问题.
（一）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建立商品（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商品经济的关系.1982年5月19日,与宋平、袁宝华、李朋、刘毅、薛暮桥和马洪等6位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现在我们农村的商品经济只占30%,太低了.今后要减少国家收购,让农民加工农副产品,增加农民收入.”按照的思想和实践,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是必然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大力发展粮棉油生产、多种经营和乡村企业的积极性.
为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决意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有的人说集中,说集权.1969年3月5日,在给的长篇建言信中,坚决反对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他在建言信中,虽然没有正面批评农村统购统销体制,但极力主张大力发展社队企业,主张社队企业的产品和国有企业的产品不能重走“产品交换”的老路,应成为一种合理的商品买卖关系.因为社队企业的产品,是国家的非计划产品,实质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它必然要求通过市场平等交换,这无疑是传统计划体制中的颠覆性因素.
1979年10月9日,在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是50年代从苏联搬来的.长期以来,问题很多.我们现行体制的主要问题是高度的集权,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高度的集权,自古以来不好,连在封建社会也是一种不好的办法.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任何人,什么都搞高度的集权,不搞分权,不搞分级,历来不好.
在1982年9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他在报告中指出,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指导企业实行国家计划的要求,给企业不同程度的机动权,这样才能使计划在执行中及时得到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虽然十二大的提法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只是作为补充,但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到“市场”,第一次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划分,撕开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口子,为下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
关于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经济学界也做了长期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价值规律作用的论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论争几乎没有停止过.1956年至“*”前,比较集中地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学界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再次展开了讨论.尤其从1978-1984年,在讨论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以及争论的激烈程度,都超过了“*”以前,并且在理论上有较大突破.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撰写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文章从思想理论上扫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障碍.文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本质的不同,并指出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自1956年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之后,又于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关于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上,重提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著名论断.
许多经济学家在这次会上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薛暮桥则尖锐地指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由原《大公报》总编辑、老报人常芝青受国务院财贸小组委托,于1978年7月创刊并主持的《财贸战线》报（后改为《中国财贸报》,是《经济日报》的前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商品经济的宣传和讨论,先后组织了关于价值规律、商品生产与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等方面的文章.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经济问题如集市贸易、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问题,商品经济、价格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经济学家刘明夫、王珏、吴振坤等,先后在《财贸战线》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79年学界的思想可谓异常活跃.这一年,有学者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结合的；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有学者撰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还有学者文章的标题是《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0年初夏,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但主张这一观点的薛暮桥不久被报刊公开批评,批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一直延续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前夕.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主持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决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打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是划时代的贡献.在的推动下,1992年10月召开党的十四大上,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一次又一次的论争和长期的实践中,带来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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