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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论文参考文献：
徐 勇：虽然您已经在多个场合强调西藏之行在您的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我还是想从西藏的话题开始对您的访谈.因为我知道,一旦绕开西藏经历,也就很难做到对您和您的文学人生的真正深入的理解.
宁 肯：确实,我觉得西藏对我成为一个作家具有决定意义.怎么说呢,如果没有西藏的话,我可能会走另外一条路.尽管在去西藏之前,包括去西藏之中,我已经有了很坚定的文学信念.我去西藏,某种意义上也是为文学而去,这一点毋庸置疑.包括在那里,二十八个援藏教师中有二十个人留在拉萨城里,八个人去郊区.我主动选择了郊区.这都是为了文学.我觉得郊区符合我想像中的西藏,而且也确实是我想像中的西藏.拉萨河从市中心流向郊区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建筑了,全部是田园、草原、牧场、河流,及青稞麦田.还有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寺院,哲蚌寺.我觉得我当时的选择非常正确,它给我提供了非常典型的西藏环境.这种环境包括一切,人文、历史、宗教、自然、哲学,全部包括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是决定我未来成为一个作家的非常重要的契机.
但是,从西藏回来之后,也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的波折.大家都知道 十年代的转折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是什么.从人文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一刀两断的年代.绝大多数人都按照这之后所规定的道路往前走了.某种意义上,1990年代之后,理想失效了.写作无疑也是理想的一部分,写作在这个面前也失效了.所以在那个关口很多人都失效了.我也经历了坎坷、波折,在那个关口上体验了一种失效,汇入了经济大潮,沉默了十年.
徐 勇：《沉默之门》中的李慢是不是带有您的经历?
宁 肯：我的五部小说中,最具有自传性质的,就是《沉默之门》.因为它没法充分地表达我那段历史转折的经历,我只能以隐晦的方式,我们的语境不允许你触及那段历史.作为一个作家,又须触及,所以只能用文学隐喻式地表达.
徐 勇：我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从西藏回来后,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您放弃了写作.我记得您曾说过,是西藏的难度制约了您的写作.那么,这可不可以从康德意义上的崇高和美的区别理解为,是西藏的崇高性,让您震撼,但唯独没有产生审美,您对西藏的审美是在这之后的有距离的审视时发生的?
宁 肯：非常正确.因为我当时到西藏,但是西藏的那种震撼抓住了我.就像康德说的,只有震撼,没有审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无法表达的,但我又非常想表达这个东西,不表达这种震撼我就无从表达,那种轻描淡写的,表层的,无痛痒的,不及物的,都不足以表达我的那种震撼.我觉得这种震撼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无法表达,但又很有意义的情况下,它制约了我的写作.本来我以为到了西藏,可以写出很重要的作品,但这种震撼把我束缚了.一下把我制约住了很多年.
徐 勇：您的西藏书写再次验证了一个命题,那就是,审美往往源自于有距离的审视.但问题是,您回到了北京后却就此搁笔.对于您来说,这一距离是十年的时间.有意味的是,这一沉默的十年恰恰是中国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发生转型的重要十年,也就是说,您的搁笔期和时代社会的大转型基本是重合在一起的.这之间,我想,应该不会没有内在的关联吧?
宁 肯：我觉得几乎是一种天定的东西.实际上本身我从西藏回来,它需要一种搁置.但没有历史的转折,我可能搁置不了那么久.可能两三年,三五年,就可以进入到这种历史的表达.如果没有历史的搁置,我想像不出我的表达是什么样子的.历史提供了我更长时间的搁置,而且这个搁置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那个搁置,和西藏的沉默、发酵,我不知道它们之间是否有神秘的意义?
徐 勇：这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契合,甚或天启吧.
宁 肯：历史就给了你这个更长时间的搁置,而且这个更长时间更有意义.假如没有历史转折,还有其他的转折,比如我的生活上出现问题,婚姻上,情感上,都可能带来搁置.但这种搁置,和后来又表达西藏这种搁置,和历史那种搁置不可同日而语.历史转折和我发生的神秘重叠,这可能是一种天赐.
徐 勇：十年的搁笔,对您的成长和创作反倒是一种成就吧.
宁 肯：经过了这一时间的转折后,我的个性更强大了.我形成了一种和潮流完全抗衡的巨大个性.这种个性,使我当时在看待文坛时有了一种俯视的感觉.我觉得这十年文坛,中国未出现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转折使人们茫然,混乱.十年后,毕竟可以冷静地对待了.写完《蒙面之城》,我写了一篇创作谈《一个传统文人的消失》,谈到在这十年之前,我始终是一个文学青年.这之后我放弃了大脑,加入了经济主潮.我感到了经济的力量、经济对我们国家的影响.这种力量和影响是巨大的,千年不遇的.我当时作为公司广告经理,要为企业做企业形象宣传、市场定位,我站在整个市场经济的最前沿来看待整个中国、看待文学,我觉得文学很小.文学不再是我作为文学青年时那么大,那么令我仰视,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十年的距离,透过经济能看到文学虚弱的一面,我很清楚文学这时需要什么.同时,我也看到文学真正强大的一面.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什么样,怎样才能对应这个时代.那就是个性,是一个人对抗时代.是疏离,永远在路上.
徐 勇：您说您在《天·藏》中创造了一个自己的“理想的精神家园”,我想问的是,这是否带有对1980年代的凭吊或重构?
宁 肯：我觉得不应该用凭吊或重构,还用刚才说的俯视,一种远距离地看文学.文学在我们整个社会历史中只有很远地看,才能看出破绽,那种软弱感,无主体感.的确有一个1980年代的逻辑,所有现实的东西都脱离不开历史.理解现实必须追溯历史.我们整个现代社会的起点是1980年代,它仍然左右着今天.今天所有问题的总根子都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必须给出1980年代的逻辑和历史语境,否则你的作品是不清晰的.所以我的小说必须回溯到那个年代.
徐 勇：1980年代文学内在于政治之中,当政治把文学抛弃了,文学就什么也不是了.
宁 肯：我经过这十年,最重要的是形成了我的主体.这个主体,一是我消化了西藏,西藏的经历发酵,可以蒸馏出酒的那种东西.二是,文学在我的生活中,可以远距离地看它.有了这种双重的东西之后,我觉得我再去写作,能写出文学最缺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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