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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以城中村为主题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在2017年年底将城中村的话题推到了全国的语境中.
这个举办了7届的城市与建筑展览（以下简称本届展览为“深双”）将主会场选在了深圳南山区的城中村南头古城.“再不关注城中村就晚了.”深双总策展人刘晓都说.刘晓都的另一个身份是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作为建筑师,他和策展团队想要通过这场为期4个月的展览讨论的是：深圳正在以城市更新的方式大规模、快节奏地拆除城中村,但除了拆掉,城中村还能有哪些可能性.
城中村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确实是一个吸引人的话题,尤其是对那些同样在一线城市打拼,在居住条件不好的社区中生活过的人来说.更何况,几乎和深双开幕同步,北京因为一场大火开始大规模清理违章建筑,这个话题的讨论范围被进一步展开.
同样是一线城市,北京和深圳对城中村的态度迥然不同—一边是突发整改,一边则在政府支持下举办展览讨论未来.这让不少人以为,在让城中村与城市和谐共存这件事情上,深圳也许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根据深双提供的研究数据,深圳所有城中村的面积之和约占全市总面积的1/6,这座城市的2000多万人口（深圳公布的2016年常住人口数为1190.84万人）中约有900万人住在城中村.如果按此数据计算,城中村以深圳16.7%的空间容纳了深圳45%的人口.
并且这种容纳是低成本的.在深圳最核心的地段,城中村一个单间的租金通常在1500元左右,对于很多初到深圳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不算太难负担.而如果拉到整个城市的视角,不少城市研究者则会将其赋予更大的意义—深圳拥有更低的创新成本.
但从深圳已经取得的城市发展来说,城中村低廉的生活成本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错配.甚至在这个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伴随着迅猛的城市化而来的城中村,也在当前变成了横亘在深圳持续扩张、需要更集约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空间资源上的一种阻碍.
白石洲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之一.这个紧挨着世界之窗的城中村分布在深南大道的南北两侧,由5个自然村落组成,面积为0.6平方公里,其中居住了近4万常住人口和13万流动人口.白石洲在深圳名气最大的,是村子里的“握手楼”,由于楼栋建造密集,分住两栋楼的人可以通过窗户握到手.
從深南大道拐入白石洲,宽阔的马路一下子变得逼仄.村里的主干道两侧遍布餐饮店、便利店、菜肉铺、理发店等小店铺,它们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服务.主干道之外是没有规划、曲曲折折、容易迷路的小巷子,最窄之处几乎只容一人通行.方柱形的楼栋建筑像是竖立的集装箱,见缝插针地摆在一起,高度多为七八层.像白石洲这样的城中村的确很有生活气息,别人此刻正在你的面前近距离地生活给你看,且一览无余.
在深圳,大部分城中村都像白石洲一样,曾经是以农业或渔业为生的自然村落.改革开放加速了深圳的城市化速度,它们被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包围了起来,并因居住成本相对低廉开始成为外来人口租住的聚集地.
在出租收益的诱惑下,村子里的建筑从2层半为主的自住房起步,逐渐加高扩建,成为现在看到的七八层为主的聚落.而原本与两三层的农民房相匹配的村内巷道,在更高的建筑阴影下显得非常拥挤—期间村民还不断向屋外拓展地基或是挑出外墙建造,加剧了道路的逼仄程度.伴随着建筑与人口密度的增加,村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明显不够了,消防、卫生、治安等问题也突显了出来.
十几年前的深圳,城市管理者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城中村是城市的“毒瘤”,是“脏乱差”“黄赌毒”的聚居地.因此,基层政府对城中村的管理集中于对非法易、证照不全的非法商铺、黑诊所及违法建筑的整治.为改进城中村的面貌,政府部门还一度推行过“穿衣戴帽”街景改造工程.
村子暴露的显性问题可以治理,但决定了城中村命运的是深层次的土地产权归属和土地价值问题.
占据着城市中心区域的城中村,显然算不上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城中村的容积率其实比常规的居住区高.但从政府运营城市的角度看,它在城中村周边的区域投入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却无法获取被土地价值高地包围的城中村所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设计中心高级城市规划师王婳说.
深圳是一个缺地的城市.全市所辖的1997平方公里土地目前已经开发利用了47%,几乎没有可开发利用的土地了.根据2011年的一次土地利用统计数据,在规划的约束下,到2020年,这里实际可新增的建设用地仅为42平方公里.
早在2005年,时任深圳市长的李鸿忠就在公开场合提出了深圳发展的“四个难以为继”,除了能源和水资源、人口和劳动力,以及环境承载力,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地和空间.的总结是,深圳过去的城市建设主要着眼于增量土地,像城中村这样的存量土地资源没有纳入城市建设的统一布局和开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深圳着手开始系统性的城市更新.2015年9月,深圳设立了城市更新局,统筹推进全市的城市更新工作,其中将城中村拆除再建,或者在原有基础上做改造,是城市更新局的重要任务.
拥有房屋的村民更欢迎将自己的物权变现.相比于出租房屋的获利,拆迁补偿的诱惑明显更大一些.这样看来,对土地和房屋拥有话语权的两方可以很容易达成共识.
可拆迁势必让真正在城中村里居住的租户失去低廉的栖身地,这就使得深圳在“解决城中村”的话题上失去了绝对正义的立场—若将租户去哪里的问题无限放大,谈论范畴可远至城市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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