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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秋,文森特·T·德维塔加入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担任临床研究员.不久他和妻子一起,应邀参加一位同事的派对.所里最出色的研究员之一埃米尔·弗莱雷克站在门口,给他们递上斟得满满的马提尼.医学部负责人汤姆·弗雷大步流星穿过房间,肩上扛着一位实验室技术人员——她双脚乱踢,裙子翻到了头顶上.德维塔目瞪口呆,想躲到角落里.但没过多久,研究所临床主任纳撒尼尔·博林就使劲挥手要他过去——人高马大的弗莱雷克醉倒在浴缸里,博林要他帮忙抬人.
“我们合力把他拖起来,把他胳膊搭在我们肩膀上,抬了出去.”在回忆录《癌症之死》中,德维塔写道,“外面,弗莱雷克的妻子坐在他们家汽车的驾驶座上.我们把弗莱雷克扔到后座,关上车门.”
联合化疗带来惊喜
半个世纪前,NCI和现在截然不同.当时它名气不大,资金不足,研究人员自行其是,不愿循规蹈矩.当时社会共识是,得了癌症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可以靠手术或放疗换得一些时间,病人不可避免的恶化也可用药物缓解一下,仅此而已.但是,在NCI,由弗雷和弗莱雷克带领的一个团队认为,如果大剂量使用癌症药物,多种疗法联合,经过多个疗程,是可以治好癌症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疯子还是天才.”德维塔写道.但是,当他在NCI的儿童白血病区,亲自看到弗莱雷克用联合化疗取得的初步成果时,不禁改变了想法.
德维塔决定试着用这种方法治疗霍奇金淋巴瘤.这种癌症一开始在淋巴结长出实体瘤,然后慢慢扩散到全身.他和研究员杰克·莫克斯利组成团队,两人以弗雷和弗莱雷克治疗白血病的方法为基础,草拟出一个方案.鉴于癌细胞有适应和变异能力,他们认为需要用四种药物,每种都对霍奇金瘤有效,癌细胞可能躲过一个的追杀,但还有另一个等着它们.给药频率方面要小心：剂量要高,足以杀灭癌细胞,但是又不能高到把病人杀死.几个月后,方案确定下来,简称MOMP：每11天一个疗程,共三个疗程,所用药物为氮芥、长春新碱、氨甲叶酸和强的松.每两个疗程之间有10天的恢复期.
“几乎立马就看到了副作用.”德维塔写道,“在走廊里就能听到病人的呕吐声.夜复一夜,我和莫克斯利在病房外徘徊,担心有不测发生.几周内他们体重迅速下降,无精打采,血小板数不断下滑,达到了危险的程度.”
然后惊喜出现了.参和初期实验的14个病人中有12位肿瘤消失,几个月过去,其中9位保持原样,没有复发.大部分病人的肿瘤完全消失——在实体瘤的治疗中,这种情况从未见到过.1965年春天,德维塔前往费城,参加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介绍这一成果.面对听众,他自豪地宣读着数据：“因此可以说,我们的病人等病情得到完全缓解.”
然而听众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一位著名癌症专家戴维·卡诺夫斯基就“完全缓解”一词是否恰当发表了一点意见.然后,“有几个人敷衍地问了一下副作用有多大,仅此而已”.
在德维塔看来,癌症治疗的世界发生了历史性事件,人们却并不关心.
后来,德维塔成为耶鲁癌症中心一名住院医生.虽然该中心属于世界一流医院,德维塔却发现那里许多癌症治疗理念很落后.
在NCI,弗莱雷克曾教德维塔一种治疗假单胞菌脑膜炎（白血病人常见）的方法：向脊柱直接注射抗生素——虽然药物说明禁止这样做.弗莱雷克认为,这是让药物突破血-脑屏障的唯一手段.而在耶鲁,这是绝对不行的.“结果我只能看着病人死去.”白血病人有时会患上大叶性肺炎,传统观点认为要用抗生素治疗.但在NCI,研究者发现这种病实际是一种真菌感染,应该用另一级别的药物治疗.“当我看到白血病人身上出现这种症状,告诉耶鲁的感染病科主任时,他不相信我,哪怕实验室证明了我的观点.”
结果是更多病人死去.接受化疗的白血病人需要血小板输血,但在耶鲁,德维塔的上级坚持说,没有证据表明输血能带来改善——虽然弗莱雷克已经用事实证明了.“我只能看着病人流血而死.”
后来,德维塔和NCI的同伴乔治·卡内洛斯准备实验一种针对晚期乳癌的联合化疗方案时,只能在海外进行,因为他们无法得到美国主流癌症中心的合作和支持.
德维塔的结论是,在癌症治疗方面,“已经存在极具希望的治疗方法.如果在所有病人身上充分使用这些方案,相信一年可以多治愈10万名病人.”
标准化治疗争议
在美国癌症研究年会上遭到冷落之后,德维塔和莫克斯利重新回到研究上来.他们希望患者病情不只是缓解.
第一步是改变方案里的药物组合,用 苄肼代替氨甲叶酸.接下来,他们重新评估了疗程.联合化疗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游戏.癌症药物一般毒性大,只能短期使用,让病人有喘息的时间.但如果间隔时间太长,癌症的扩散又会占据上风.第一次试验时,他们只是简单复制了弗莱雷克治疗白血病的经验.但霍奇金瘤和白血病不同,它们分化更慢,而癌细胞一般是分化时最为脆弱,这意味着霍奇金瘤的疗程要长很多.
于是,MOMP变成了MOPP：第一和第八天分别使用两个完全剂量的氮芥和长春新碱,每天使用 苄肼和强的松,连续使用14天,剩下两周使用其他药物.在这个周期内只有20%的霍奇金瘤会分化,所以这个疗程至少得重复六次.
第二次试验启动,结果非常明确：癌症被打败了.
当新的结果于1970年发表,外界反应比上次积极一些,但仍然有巨大阻力.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举行的成果介绍会只收到了“不冷不热的掌声”,然后肿瘤专家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抱怨MOPP其实不管用,说德维塔的数据肯定错了.
迷惑的德维塔请该院一名肿瘤学家巴尼· 森介绍他是如何使用MOPP疗法的. 森说,他和同事把德维塔方案里的氮芥换成了三胺硫磷.这是他们院内研发的药物,比较受偏爱.所以他们的疗法实际是TOPP,而不是MOPP.除此之外,他们把 苄肼的剂量减半,因为它让病人恶心呕吐；他们大大降低了长春新碱的剂量,担心造成神经损伤；他们还把两个疗程之间的休息期至少延长了两周,认为这样病人才能完全从副作用中恢复——他们显然没想过肿瘤也会同时卷土重来.这些调整事先没有经过测试,也没有和德维塔的原始方案对照.一个小时的交流之后,德维塔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这么干?”他问.听众中传来一个回答：“大部分病人坐地铁,我们不想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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