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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论文参考文献：
全决策的信息来源,美国学者认为为中国领导层提供国家安全决策信息的主要是各类机构以及智库,也包括民间研究机构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关于中国国家安全决策主体和过程,美国学者主要分析了国家安全的高层决策主体、决策的基本过程、国家安全政策的协调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军队、军事—工业复合体,中国特有的行政文化,部门利益,专家、公众意见、地方行政主体、国际形势等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构成影响；此外,美国学者还分析了中国国家安全决策存在的缺陷等问题.
关键词美国中国国家安全决策
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度日益增强,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安全决策都会产生相应的全球性影响.因此,大国的国家安全决策就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其国家安全决策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关注.以智库学者为主的美国研究者们围绕中国安全决策的信息来源、决策主体和过程、影响决策的因素,以及中国国家安全决策存在的缺陷等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
关于国家安全决策的研究,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何为“国家安全”?对此,中美学者的理解是不同的.总的来看,中国学者主要是从广义上对国家安全进行定义,其涵盖的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指的是国家利益、特别是重大国家利益免受威胁或危害的状态.” 美国研究者视阈内的国家安全通常是指某一国的外部安全利益与威胁.对于中美学者认识方面的差异,美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即有认识.沈大伟（Did L. Shambaugh）在1987年就指出：“中国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与西方相比涵盖范围更广,并因此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2001年,孙云（Yun Sun）指出：“对于美国政策界而言,‘国家安全’一词通常是指其外部国家安全利益与威胁.”因此,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时,主要是从中国的外部安全这一角度开展的.基于这一视角,沈大伟强调：“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存在诸多重合之处,因为后者同样也保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过,国家安全也涵盖军事安全、国防、经济安全和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其覆盖面和内容要比外交政策更广泛.”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包涵四个层面,即①国家战略目标；②外交政策；③国防政策；④战略研究,分析和情报.每个层面涵盖了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安全政策的总体目标和原则,第二个是政府间外交关系和外事,第三个领域是军事防御和安全相关活动,第四个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战略研究,分析和收集相关战略或安全信息,并提供给另外三个领域的相关部门和领导.
一、 关于中国国家安全决策的信息来源
国家安全决策需要充分可靠的信息来源.美国学者认为,为中国领导层提供信息的主要是各类机构以及智库,也包括民间研究机构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首先,各类机构以及智库是信息的主要来源.沈大伟认为国家安全研究机构是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日常信息收集的主要渠道；其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国际战略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和地区研究所、总参谋部以及国防大学组成了国家安全研究机构的核心,具有鲜明的信息服务功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作为信息传递和沟通的中心节点,将其他研究机构的情报、研究报告和政策文件呈送给高层领导”.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担负着短期研究（过去六个月到一年的回顾或者未来六个月到一年的展望）,为高层领导的国事访问准备他国领导的个人资料和其他材料,对他国政府高层的可能变动做出评估并完成分析报告”.孙云认为,在中国国家安全决策系统内的每个主要机构,如外交部、、解放军相关机构等,需要定期向高层提供报告,以反映其工作情况,并且信息收集和分析也是这些机构的常规职责之一,由机构的内部分支组织来完成；智库则以日常性报告和委托报告等内部报告的形式为决策提供帮助；其中,日常性报告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挥作用,研究人员就各自研究领域的近况撰写报告以便于决策者了解形势变化；委托报告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当需要就某一决策收集信息和分析时会要求研究人员撰写报告.
其次,民间研究机构是中国国家安全决策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沈大伟指出：在中国,民间研究部门也在国家安全研究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与发达国家的状况是一致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形成这一格局的原因是：“国家安全绝不是军方的专利.解放军的职业化迅速发展,其组织结构的精简,委员会和政治局层面的军方代表数量迅速下降,以及最重要的,后的时期若干民间研究机构的重建共同促成了国家安全研究机构的‘平民化’.”
再次,专家学者的研究.沈大伟认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决策的信息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专家学者.沈大伟将国际关系专家向决策者提供建议归结为提供信息的横向交流的非正式机制.他具体分析了专家学者在三类“非正式机制”（即研究国际关系或地区问题的研究会、学会和学术会议）中的信息服务功能.“专家向决策者提供咨询在中国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现今的频次和形式却与以往大不相同等专家与决策者更多的会面交流同样归功于研究会、学会和学术会议的作用”.
二、 中国国家安全决策的主体及决策过程
有学者指出：“掌握进行了何种决策以及是谁在进行决策,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掌握决策过程对于准确理解中国国家安全政策极为重要”.因此,他们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决策的主体与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首先,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高层决策主体.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国家安全决策的最高决策权由政治局常委掌握.其中,党的最高领导人则处于决定性地位.孙云还认为,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军委也掌握着中国国家安全事务的决策权；在决策中发挥领导作用,根据具体事务的不同,决策可能由最高领导、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会来分别做出.在常委会内部,最高领导负责外交、军事领域,这给予了他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决定性地位.对于政治局的作用,不同学者有不同认识.孙云认为,受开会时间较少的限制,委员会和政治局都无法作为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发挥作用.也有学者认为,最重要的外交、安全政策、决策“仍普遍通过政治局的充分审议”.史文（Michael D. Swaine）则认为,“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并不在政治局常委会.相反,由少数党内和军内领导组成的小领导团体决定着政策走向.大多数政治局常委,以及军委和外事小组的领导仅仅是这个小团体的顾问和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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