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本性霍桑儿童文学叙事策略,本文是一篇关于霍桑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霍桑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霍桑的最后两部儿童文学作品集较好地体现了跨文本性,尤其是副文本性和承文本性,这种通过改编古希腊经典神话的叙事策略一方面彰显了作家的自信,另一方面赋予了古典神话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作家希望通过重构经典神话来有效地教育下一代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纳撒尼尔·霍桑 儿童文学 叙事策略
在霍桑所创作的六部儿童文学作品集中,当数《写给男孩女孩们的神奇故事》（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1852）和《坦格林伍德故事集》（Tanglewood Tales, for Girls and Boys, 1853）成就最高,特别是前者被评论界看作是他儿童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拉夫拉多认为,该作“具有前期儿童作品所有的成功元素.《祖父之椅的整部歷史》和《写给孩子们的传记故事》中所出现过的框架结构在该作中设计得更加严谨.”[1]其素材也从早期的历史转到了古希腊经典神话,因此霍桑成为了第一位将经典神话改编为儿童文学的美国作家.[2]利用古希腊经典神话作为素材正是霍桑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叙事策略之一,即跨文本性,主要是副文本性和承文本性.
副文本包括作品的标题、副标题、前言、跋、插图、护封文字等,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或半的评论.[3]在《写给男孩女孩们的神奇故事》的前言中,霍桑开门见山地表明其目的：“作者一直以来都认为许多经典神话故事都可以改编成极好的适合儿童的读物.”[4]作者首先十分肯定地认为神话故事是可以改编的,态度强硬、坚决.这不免让读者大吃一惊,因为古希腊神话拥有上千年历史,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所以改编这些神话故事难免有侵犯经典版权之嫌疑.接着第二段开头作者明确表示他对自己亵渎圣物的行为（重编神话故事）并没有罪恶之感,因为他认为“没有哪个时代拥有这些不朽神话的版权.他们似乎从来没被创作出来一样；当然只要人类存在,他们就不会消失.”[4]言外之意,每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需求来重构他们自己的神话故事,因此他不需要为自己的改编行为怀有负罪感.这种态度源自作家成熟的自信,因为此时的霍桑已经是一位名声显赫的作家,写作技巧已炉火纯青,也形成了“哥特式”、“罗曼司式”的独特写作风格.这种自信一直延伸到文本中,让霍桑的作家身份成为文本中的一部分.[1]并让读者感受到“现代的幻想和气息”以及“温暖、、爱心等人性的力量”.[5]
承文本是将任何通过简单改造或模仿而从先前某部文本中诞生的派文本.[3]《写给男孩女孩们的神奇故事》和《坦格林伍德故事集》是对古希腊神话故事的重构,可以被看作是古希腊神话故事的承文本.在这两部作品中,霍桑结合自己的时代语境、复杂的女性观和个人生活境遇改编了古希腊神话故事,赋予其新的内涵.他曾告知斯图亚特：“我采用了一些巧妙的方法重整了这些故事,剔除了所有的道德糟粕,重新创作.它们几乎跟新故事一样,或者更好.这些故事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和鹅大妈的那些童话不分伯仲.我写过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比不上这些从古老神话改编而成的儿童故事.”[6]首先,霍桑和时俱进,在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注入了“一种科学的思维模式”.[7]在《写给男孩女孩们的神奇故事》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植物学和科学的力量.“大英帝国在植物学家林奈影响下,在19世纪时刮起一阵植物学热,这种浪潮漂洋过海到了美国.”[7]植物学成为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学科,备受人们喜爱.作为弄潮儿的霍桑把植物学语境移植到他的文本中,给他的人物构建了各种野花的名字,让他们生活在伊甸园之中.这些美丽的花儿令读者想到鸟语花香、山清水秀的原生态自然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男女之别,唯一区别就是称呼不同.霍桑企图为儿童建构一个纯洁、单纯的、未被世俗所玷污的殿堂,而这种神仙般的天堂是每个世俗之人都向往追求的境地.再比如说,水银（mercury）是19世纪科学的产物,在霍桑时代的美国已开始用作生产温度计的原料,它可以测量出人类的身体温度,告知人类是否健康.而在改编的故事集中,霍桑在三则故事中安排了水银（Quicksilver）这一人物：“戈尔工的头”、“孩子的乐园”和“神罐”.它神出鬼没,在主人公面临困境时,伸出援助之手；在主人公大功告成时,又淡出了读者的视野.霍桑用水银取代了原故事中掌管科学、发明的赫尔墨斯（Hermes）,让古老神话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故事中感受时代气息.
其次,霍桑通过改造女性形象为其“女性问题”寻找答案.在早期作品中,霍桑笔下的女性要么是绝对的反抗,要么是无条件服从,但都以悲剧结局.《红字》中的海斯特由于犯了通奸罪不得为自己犯下的过错买单,《胎记》中的乔治亚娜对其丈夫百依百顺,没有丝毫的质疑,最终沦为丈夫科学实验的牺牲品.这两种类型的女性人物所处的困境构成了霍桑的“女性问题”,然而在最后两部作品中霍桑塑造了第三类女性形象,她们“既现代（智慧、独立、喜悦而坚强）,又传统（高尚、纯洁、虔诚、懂得牺牲奉献的重要性）”.[8]如在“牛头人身怪兽弥诺托”这则故事中,公主爱德妮违背其父王旨意,协助提修斯历尽艰险打败怪物弥诺托,并爱上了后者,反映出爱德妮的智慧、独立和反叛精神.接下来,霍桑并没有让爱德妮丢下自己的父亲和提修斯私奔（神话中的情节）,而是让她留下来陪伴年迈的父亲,将之塑造成为了既现代又传统的女性.
再次,从《坦格林伍德故事集》的故事改写中可以看出,作家的生活境遇和体验已经延伸到文本中,成为叙事文本的一部分.霍桑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他经历了许多不幸的事：他的妹妹路易莎于1852年7月去探望他 时不幸淹死；他的岳母于1853年初去世；他和梅尔维尔的友谊不再滋润他的日常生活.[1]这些都延伸到他的文本叙事中.在“牛头人身怪兽弥诺托”中主人公提修斯从小失去父亲,在母亲的关怀之下长大,这一定程度上是霍桑自己的遭遇再现,4岁时作为船员的父亲便永远离开他,是母亲一手将他和两个姐妹拉扯大.“自相残杀的龙牙之子”中卡德摩斯失去其妹妹欧娜巴,在寻找她时也失去了朋友塔萨斯.“石榴籽”中普洛索比娅因违背她母亲的命令而失去其母亲.除这三个文本之外,其他三个文本也充斥着“失去”这一主题,使得整个文本变得压抑沉闷、黑暗痛苦.在原希腊神话中,叙事的焦点在于主人公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战胜困难,最后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然而霍桑版的神话故事虽然保留了这些原故事元素,但是他却浓墨重彩地强调主人公们的失去,失去父亲、母亲、妹妹、朋友等等.这种种失去早已淹没了古老神话中主人公们的英雄成就,而成为作家生活境遇和体验的延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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