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对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推动历史,本论文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明清时期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市场经济因素开始萌芽.陕西商帮产生并活跃在明清时代,是推动明清江南川贵丝织业、苏松嘉杭棉纺织业,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和特种手工行业,四川井盐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文章就陕西商帮对中国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贡献及历史性启示做了系统梳理和论述.
关键词：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市场经济；萌芽；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9等于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4-0110-03
基金项目：陕西教育规划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新模式实践研究”（SGH131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松（1982-）,男,山东平度人,西北大学哲学和社会学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西安工程大学思政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经济史研究；李刚（1953-）,男,陕西蓝田人,西北大学哲学和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和西北市场史研究.陕西商帮产生和活跃的明清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和缓慢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使陕西商帮不可避免地会触摸到市场经济的律动.他们产生并活跃在大江南北,是推动江南川贵丝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之一,也是推动明清苏松嘉杭棉纺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最基本的力量,和此同时,促成了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和特种手工行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推动了四川井盐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产生.
一、陕西商帮对明清之际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产生的贡献
马克思指出：“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365在明清之际,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主要产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和封建统治比较薄弱的中部山区.而在这些地区产生资本主义萌业的二十多个行业中,“它们的产品,差不多都有长距离运销”,[2]其中有不少和陕西商人的活动有关.
第一,陕西商帮是推动江南川贵丝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之一.江浙丝织业是中国较早产生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行业.广大西北地区是江南丝绸的主要市场之一,“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弛,绸帛资于江浙.”[3]因此,明清以来杭州之丝绸“织纤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等衣被几遍天下”；[4]南京绸缎“北趋京师等逾大河,上秦雍甘凉”.[5]陕西商人成为经营江南丝绸的一只重要力量.明人张瀚说,去杭州贩买丝绸的“秦晋燕周之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纷布者,必走浙之东也”.[6]当时经营丝绸的陕西商人统称为“标商”.“四方商客来买绸缕纱绢者,西标为最.”[7]这些购丝的标商一般生意都做得很大“资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8]从而使江南丝织的兴衰和“商客之盛衰”形成休戚和共的关系,“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9]其对江南丝织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可从下述利益流向得到证明,“丝市之利胥仰给贾客腰缠,乃大驭小侩递润其腹,而后得抵乡民之手.”[10]因此完全可以说陕西商人是推动江南丝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特别是到清代,陕西商人转向川盐贩运,他们运川盐入黔,往往以收运川贵蚕丝茧绸为回头货,使陕商在川贵丝市也很有势力.如四川和遵义接壤之扶观坝“每岁二三月山陕之客云集,马驼车载,本银约百余万之多.临期开手换钱,虽渝银为之压价,乡中子弟,有领其银各处换钱者,有领而代收丝者,都有首事管理,有行规,攘往熙来,极为热闹.”[11]在遵义,由于丝绸成本低,“北方陕西、山西和南方福建、两广的商人,当春秋两季蚕茧成熟后,来贵州购蚕丝,捆载而去等每年交易可达七、八万两银子,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12]
第二,陕西商帮是推动明清苏松嘉杭棉纺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最基本力量.在明代,苏松嘉杭标布的主要市场在西北,每年大量陕西“标客”携银数万乃至十数万两到江南购布,一个标客一次就购布千万匹,使江南土布商品量3千万匹的百分之九十被西商捆载而去,各地布行争布商如对垒,尊布商为王侯,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土布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江南土布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在明代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后来,陕西布商为了摆脱牙行、脚行从中盘剥,自己设庄收布、踹布和整染,有的包机定织,有的雇募踹匠岈光正布,有的将土布包给染坊由其包买,这都进一步增强了江南土布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动力.明甲申后,陕西布商不逾江南,使繁盛了数百载的江南土布业就很快萧条下去.进入清代后,陕西商人转向贩运楚豫土布,促使楚豫土布业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并产生了相应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在汉阳,陕商收布盈千累万,汉阳以此为生；在孝感,西贾大量收购椿布,“民皆持此为生”；在河南孟县,每日城镇市集收购边布的布商特多,使孟郡巷陌无丐者,并且形成行户和机户的分工,机户成布货市气布行收布转鬻陕西边商,其间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性质已十分明显,并和山陕布商形成倚以为命的关系,“往者秦晋一荒,孟民逃亡”,“西商不来等民失生活之计,而公私始重困矣.”[13]这些都说明陕西商人是促使明代江南地区和清代楚豫地区棉纺织业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最基本力量.
第三,陕西商帮一手促成了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等特种手工行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清代中叶在政府招募商民自备资本开发秦巴山区政策引导下,陕西商人把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生产投资,在秦巴山区开设铁厂、木厂、纸厂,使山内手工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生长发育了百余年,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和相当规模.同时,陕西商人在经营中西部商品流通中,又促使关中地区的焙茶、制革、水烟手工制造业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陕西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含量.而且,陕西商人对陕西特种手工艺制造行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产生更有直接作用.如华阴柳子镇素以产铁器闻名,该镇在明末“有千家铁匠,作刀剑剪斧之用”.[14]以一镇拥有千家铁匠必是专业化生产,所制又为刀剑剪斧都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并且,中国明清以来的铁匠铺已有普遍的分工协作,其炒铁更是“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15]佛山炒铁业的材料证之陕西并不误,因为清代陕西商人在佛山经商的就有191家,其中从事铁器行的不少,故柳子镇铁器行应含有资本主义因素.再如潼关酱菜系由万新合酱园创自康熙年间,已有300年历史.该酱园嘉庆八年扩大为三间门面,白银万余两,酱缸300余口,腌制酱菜须经过蒸酱胚、晒酱、酱菜等工序,非分工协作不可,酱园大师傅身负重责,关系极大,到道光间已有职工四五十人,[16]属于工场手工业的性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又如凤翔陈村的烟坊,由同治年间富平人冯琼在陈村设生荣德烟坊,“历九世,每家雇20余名农民从事制作,全镇用工达200余人、每家年产500担”,[17]其资本主义性质也十分明显.因此,陕西所以能够成为中西部较早产生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地区,和从明代以来就存在陕西商帮有必然联系.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明清时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明清时期的皇帝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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