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先生早期学术译介特征,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学术译介特征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学术译介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刘国钧先生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国外文献的译介,在他整个学术生涯中,译介工作占有重要位置.综观其早期的译介工作,主要具有五大特征：以译介哲学为起步；以救国为译介理念；借助权威改造社会；直译为法忠实原著；以译者阐明译介目的.
关键词：刘国钧 学术译介 学术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G25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1-0137-05
对中国图书馆界早期代表人物的学术译介问题,目前还未有专文研究.刘国钧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译介,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西学东渐”过程的研究中,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这一研究视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综观刘国钧早期的译介工作,大致具有五大特征.
1 译介哲学,起步学术
刘国钧自1919年7月以后开始较多地发表论著,此时刚经过五四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学界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哲学思想.这一时期,对柏格森、康德、尼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休谟、莱布尼茨、狄德罗、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的学术思想,都进行了介绍.尤其是杜威、罗素等世界一流的哲学家来华讲演,他们的学术思想更是为国人所瞻目.刘国钧具有哲学专业的学术背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西方哲学家及其学派、学术思想的译介中去,以此来推进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变革.
在《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中,1919至1921年,共记载有刘国钧发表的5篇（部）论著.实际上,在这三年中,刘国钧至少发表30篇（部）论著,其中有14篇（部）是译介作品.1919年,他发表了7篇论文,其中5篇是译作.他的最初4篇文章都是译作,第2篇是《福禄伯之教育原理》,这是杜威《学习和社会》一书中的章节.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为期2年又2月有余的讲演活动,通过对刘国钧早期的学术思想研究可以发现,正是杜威的来华,催生了刘国钧的学术生涯,对杜威有关学术思想的译介,成为刘国钧跨入学术思想研究的标志.
2 译介理念,救国为先
任何译介工作,都深具目的性.严复译《天演论》,在于自强保种,宣传“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译介《名学》则在于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提倡归纳法、反对先验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人们译介西学,主要目的在于社会的变革,输入进化、竞争、自由、 、科学、平等、个性、实用等西方文化价值观,以此在更深层面开展救亡图存活动.
刘国钧则是在“教育救国”的宏观思想指引下,大力开展译介活动的.他在《福禄伯之教育原理》一文的“译者识”中,阐述了翻译该文的目的：“我们现在不是说要救国吗,救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普及教育.”[1]明确表明了他的救国思想,普及教育就是救国的根本问题.要普及教育,就要对教育进行改革,从小学改革抓起,从儿童抓起,更要从幼儿园抓起.福禄培尔是儿童教育的先启者,他通过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在当时较为先进的理论,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选择此篇文章作为早期投入学术生涯之作,深刻地体现出了刘国钧欲从教育入手、从儿童入手,投入到救亡图存的社会洪流中去的思想特征.
这一特征,成为当时图书馆学界的主流思想,如代表着职业图书馆学家正式登上图书馆理论舞台的沈祖荣,就在最早的一篇讲演中明确：“故国民智识之进步,和图书馆至有关系.”[2]图书馆以开通民智、补助教育为前提,开通民智正是梁启超等一代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的要务.不论年龄、性别、贵贱,人人都可平等、自由、免费地利用图书馆,“是可知教育普及问题,非图书馆不足以竟全功.”[3]指明了图书馆是普及教育的最佳机构和场所.因为“图书馆是有助于国民提高种种学问水平的重要机关,是导致国家富强的社会教育机关.”[4]完全体现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从中亦可明确,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救亡图存”紧密相连,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成为近代图书馆学家爱国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之源.
3 借助权威,改造社会
学术活动都深具个人和社会历史背景,学术研究范式的变革时期更是如此.作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时期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民国初期,这一特征更是鲜明.刘国钧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决定了当时他译材的选择范畴,可以说,刘国钧是带着问题意识而精心选择译材的.从刘国钧的译作中,可以分析出他早期的译作目的,一是要广泛地介绍国外具有权威性的学术思想,让国人尽可能地深入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现状；二是输入新的研究方法,借用西方的智慧改造中国的思想；三是回答中国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刘国钧早期译介的择材特点是借助学术权威,借助原著的权威,达到广泛宣传之目的,这一策略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根本原因即是：本土文化对这些译作深具内在的需求；本土文化认为原语文化的标准可作为模范[5].刘国钧早期的译作内容包括教育、哲学、实业、心理等领域,来源国主要是美国、西欧等一些学术思想领先的国家.从选择译作的个人对象来看,以杜威、罗素、亚里士多德及一些当时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人物为主.在杜威来华演讲之际,刘国钧就认真阅读杜威有关的代表著作,他十分重视对杜威的《学校和社会》一书的领会和消化吸收,将全书简要翻译后留作自用,以便在不断反复的学习过程中获取学术灵感,并于1921年9月正式出版这一译著,深受学界欢迎,一再再版.他和吴蔚人合译的罗素的《政治思想》一书,正式出版于1920年6月.为了更好地研究学术思想源,于1920年11月出版了《亚里斯多德》这一译著.这些译作,成为刘国钧当时“教育救国”思想的重要体现.轰动中国学界的杜威、罗素等学界巨人的来华讲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界的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教育救国”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国钧的译作汇入到了当时学界思想的洪流中.除了“教育救国”外,“实业救国”的氛围也深深地影响着刘国钧,他在1919年译介的《实业的民治主义之试验》和1920年译介的《中国劳工和美国实业之将来》等文章,深刻地揭示了刘国钧的救国思想,除了急需改造教育外,还必须通过实业的变革,才能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体现出刘国钧欲借助权威而达到变革中国社会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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