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宗教音乐的异化,本论文可用于太平天国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太平天国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太平天国论文参考文献：
一、太平天国宗教音乐研究的过去与现状
1840年战争以后,曾经间断传教的基督教以欧洲的坚船利炮为后盾,在中国重新开始传播.太平天国的诞生,是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传播的一个重要结果.虽然太平天国仅存在13个年头(1851-1864),但其影响却是广泛的,并一度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在太平天国全盛时期,其统治区域曾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是一个不能也不应该被忘却的时代.但现实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一直是学术领域中的荒芜之地.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才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上来,从此为我国的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史学家们虽然从不同角度对这次轰轰烈烈的农动进行了探讨,但太平天国的宗教音乐研究却鲜有人涉足,偶尔出现几篇涉及到这一时期的音乐文章,也多是探讨太平天国时期的歌谣、民歌和戏剧等民族音乐,如刘佐民和董朝刚的《太平天国民歌与人民公社化民歌之比较》(《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30卷第3期),朱小田的《太平天国音乐文化论述》(《中国音乐学》1995年第3期)等.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宗教音乐,除了当时去过太平天国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有过零散的记载外,很少有学者在此方面做过系统研究.偶有文献谈及也是只言片语,流于表象,不见深度.由于后人对太平天国的宗教音乐研究不足,再加上历史上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记载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宗教音乐了解越来越模糊.
1980年,上海音乐学院陈聆群教授写就的《太平天国音乐史事探讨》,可以说是对太平天国宗教音乐研究中的一个亮点.虽然文章对太平天国的宗教音乐史事只做了初步的探讨,许多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甚至有些结论还是错误的,但作者探讨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个歌唱的宗教,在我国近代音乐的诞生和发展中,曾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太平天国所信仰的“上帝教”.虽然在中国发生了异化而不同于西方正统的基督教,但毕竟还是脱胎于基督教,其整个教派的教义、教规和教会的组织形式,完全模仿基督教,以至敬拜赞美仪式所采用的程序和所咏唱的赞美歌,也几乎同基督教一般无二,只是在个别环节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习俗,成为“上帝教”异化的直接表象.最明显的表现是,用中国道教中人格化的上帝,取代基督教以灵的方式出现的神；在洗礼仪式上,按中国祭祖的方式,在堂里“设一个神台,置灯二盏于台左右,中摆清水三杯”,受洗者在三问三答后受洗,焚烧悔罪奏章(以达上帝面前).由此可见,对于这样一场曾经波及了半个中国的宗教运动,如果脱离对其宗教音乐的研究来谈基督教音乐对我国近代音乐的影响,无异于瞎子摸象,不够全面.
笔者之所以把太平天国的宗教音乐提高到这种高度来认识,是有事实依据的.战争后,清朝政府虽然被迫同意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但传教的范围仅局限在5个沿海通商口岸.在这种清政府不情愿的隐性阻挠和公开限制下,再加上中国民间对洋人的恐惧及对洋教的抵触,使千里而来的传教士们在中国迟迟打不开传教局面.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美以美会(Methodi,1948年改称为卫理公会)在中国传教10年,才收到一个信徒；美国传教士在福州传教7年依然无人人教；一个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传教4年,才有一对夫妇接受洗礼.传教士们在中国进行的这种事倍功半的传教活动,别说是基督教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是想让人们对其有个感性上的了解,也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改变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这种尴尬局面.在短短的时间里,太平军就将一种异化的“基督教”——上帝教,在中国大范围地传播开来,并使赞美歌唱响了半个中国.在举“国”高唱赞美歌的时候,基督教音乐客观上改变了天国民众对西方音乐的态度,人们对洋教音乐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习惯,最后将这种习惯汇集成一股来势凶猛的冲击波.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中国近代音乐在太平天国曾统治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民间基础.为此,研究太平天国的宗教音乐,恢复这一时期宗教音乐的真实形式和内容,不但具有音乐史学上的意义,而且对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音乐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二、“上帝教”宗教仪式上赞美诗的出现形式
在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上帝教”的宗教仪式来自于基督教.在基督教的各种敬拜仪式中,唱赞美诗是项不可缺少的内容.由于“上帝教”脱胎于基督教,在“上帝教”的宗教仪式上,咏唱赞美诗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在近年出版的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重要研究文献中.却认为“上帝教”的赞美诗是由会众念出来的,而不是唱出来的.如由张铁宝、袁蓉和毛晓玲于2005年出版的《太平天国文化》一书,在论述朝晚敬拜的仪式时写道：“该仪式是在屋子中间摆放一张桌子等.众人散坐桌子两旁.先诵赞美诗等”在论及“上帝教”最重要的七日礼拜仪式时写道：“交三更后礼拜时,桌上置灯、茶、饭、菜等供品,先诵赞美诗,然后跪读礼拜奏章.”而夏春涛先生在《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一书中则写道：“仪式伊始,众人两手按膝,齐声念诵《赞美经》.”
上述两本著作,是当代学者有关太平天国文化研究的较新成果,影响较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对太平天国宗教仪式上赞美诗的出现形式的论述,却是片面的.导致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作者缺少对基督教知识的必要了解,当然更谈不上宗教体验了；二是作者在太平天国赞美诗研究时,对资料的掌握不够全面,或者说对有关资料采取了倾向性选择.太平天国史料非常多,选用时需要多方面的科学考证和逻辑判断,最忌讳简单地根据一种说法擅下结论,这样往往会做到出错误的结论,在学术上造成混乱.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可以发现,前者的资料最有可能来自于张德坚的《贼情汇纂》.在《贼情汇纂》里,作者在论述到“上帝教”七日礼拜仪式时写道：“礼拜堂方桌上陈设不定等近外一边设油灯两盏,供茶三杯,肴三盛,饭三盂.”“贼目及充先生者即坐于正中所设数座上,群贼两旁杂坐,齐诵赞美毕,充先生者等手执奏章跪地朗诵,群贼长跪,读讫焚化.”论及晨夕礼拜,则写道：“自贼目以下亦环坐而读赞美毕,充先生者伏地默读奏章,谓之默咒.群贼长跪读讫.”我们知道,张德坚只是资料的汇编者,不是“上帝教”七日礼拜仪式的目睹者,他记录的史实是否全面,是否准确,是有待全面考证的.如果他记录的不够全面,我们如不加分析地选用他的资料,很可能就会做到出片面的结论.
事实上,稍有点基督教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自基督教诞生以来,基督徒在敬拜赞美上帝时,咏唱赞美诗或经文曲是一项与讲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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