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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经过考证分析,认为《汉书·郊祀志》中“周万八千里”一句,既与《汉书》义例不和,又与事实相悖,最有可能是《汉书音义》窜入《汉书》正文,且窜入时间当是在东晋时.
【关键词】 汉书；窜文；汉武帝；出游
《汉书·郊祀志》有“周万八千里”一句,述武帝封禅之路程,颇有可疑,今予辨之.
文如下：[1]
（元封元年）三月,乃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等上因东上泰山等上遂东巡海上等宿留海上等.
四月,还至奉高.等天子至梁父等至乙卯,等封泰山下东方等明日,下.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等天子既已封泰山,等复东至海上望焉.等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
五月,乃至甘泉,周万八千里云.
（为避繁复,已省诏令、对话等处.中华书局,1962年,1234-1236页）
读书首重版本,先作版本学之考查.《汉书》唐以前之完整面貌已不可得见,现存最早《汉书》是晋、唐写本残卷,且皆指数计,核之,并无有《郊祀志》.《汉书》完整之刻本出于宋代.中华再造善本系列,共收《汉书》宋元善本五种：国家图书馆藏之景祐本、白鹭洲书院本、蔡家琪家塾本、元大德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庆元本,此已括《汉书》宋元善本之大部.[2]核查以上五类,此句皆同.故于版本已无可论者.
虽版本无异,而可疑者仍多.
《郊祀志》载君王巡幸事,例不书路程,但言所历地名,独此处言“周万八千里”.可怪者一.
或许有人会认为是因为此次出巡有异于它者,故记有途程.武帝自元光二年初次巡游,至后元二年去世,生前巡幸达二十余次.论规模之大,有元封元年十月之行：“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3]论路程之遥,有元封五年之行：“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等薄枞阳而出,等遂北至琅邪,并海,等春三月,还至泰山,等还幸甘泉.”.[4]此两者,规模、路程均出于三月之行,而不书所行路程,为何于此平常之行却独书“周万八千里”?[5]
对照古今地名,配合今日之地图计算,武帝此行直线距离不过三千余公里,何来万八千里?可怪者二.
我们先来梳理武帝此行之路线.除《郊祀志》、《武帝纪》外,《史记》之《孝武本纪》、《封禅书》也有此次之巡幸事,详简略有差异,综合以上四处记载可大致得武帝出巡路线：甘泉、[6]—缑氏（三月）—嵩高—泰山—东巡海上、[7]—奉高（四月）—泰山、[8]（四月乙卯）—东巡海上—碣石—辽西—九原—甘泉.根据仓修良主编《汉书辞典》[9]中之古今地名对照,利用现代电子地图之测距功能,逐段相加,此行之直线距离约是三千五百千米,换算成汉里约是八千余里；[10]若以今日常行之路段计之,则是四千余千米,汉里即是九千六百余里,均与“万八千里”相去甚远.
以里程计,三月至五月不过百日,三月之间万八千里,日行二百里以上,此绝无可能.可怪者三.
最早对此提出质疑的是南朝的姚察,《史记正义》引姚察曰：“三月幸缑氏,五月乃至甘泉,则八旬中周万八千里,其不然乎?”[11]今人韩兆琦对此有所发挥,认为《武帝纪》不言日月,较为可信.[12]宋人孔平仲的怀疑则更加直接,他在《珩璜新论》中说：“《郊祀志》：汉武三月出行封禅礼,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复归于甘泉.百日之间,周万八千里.呜呼,其荒唐甚矣！”[13]
按正常里程计,《汉书》有言“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14]“吉行五十,奔丧百里”,[15]汉人一日不过行五十里,至于帝王出巡,前呼后拥,冠盖满途,五十里有多无少.[16]李瑞、吴宏岐在《秦始皇巡游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分析》中做过秦始皇巡游速度的分析,最终得出平均速度大概是日行25公里,[17]这与上面所说的日行五十里,大致上是吻合的.从秦到汉,全国的交通状况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照理来说,武帝出巡之里程与始皇帝应是相差不多的.为慎重起见,这里选取时间记载较为明确的元封四年和太始四年武帝的两次出巡作一计算：
因为时间的模糊性和古今道路的变化,并不能达到十分的准确,但是至少能给一个大体的印象：武帝巡游之里程与始皇帝大致相同,与汉时常人之行程亦相吻合.
現在回转本题.以《郊祀志》三月出行,五月归计之,不到三月时间,行程达万八千里,日行二百里以上,殊可怖也.前已说过,《武帝纪》所记出行时间与此不同,若采《武帝纪》之正月出行,[18]而以五月回转甘泉,则日行百三十里,仍与实际不符.（而且这还是假定没有任何逗留的情况下,如若将停留时间算进去,上面的里程将会更惊人.）
《郊祀志》外,此事凡三见：《汉书·武帝纪》、《史记·封禅书》、《史记·孝武本纪》,此四处,文皆大同,而他三者皆不见此句.可怪者四.
若按近人崔适《史记探源》之说法：“《封禅书》承《郊祀志》而删其昭、宣以下,《孝武本纪》复录《封禅书》而削文、景以上,《封禅书》、《孝武本纪》是断头刖足之《郊祀志》.”[19]用“班马异同”学之方法,以《封禅书》、《孝武本纪》对勘《郊祀志》可知,《封禅书》、《孝武本纪》之内容间有超出《郊祀志》者,而于《郊祀志》原有之文,却未见删减处.则《史记》两处,皆去“周万八千里”,更不合理.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郊祀志》原无“周万八千里”一句,此一句系窜乱之文.
裴骃《史记集解》于《武帝纪》“归于甘泉”一句后注有：“《汉书音义》曰周万八千里云”.[20]裴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而解《史记》”,[21]在《史》、《汉》同文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汉书》的注解成果.既然《集解》“周万八千里”在“归于甘泉”后,那么《汉书音义》的这句注也应当在《郊祀志》或《武帝纪》“归于甘泉”之后.假定“周万八千里”是《汉书》原有之文,则此注只能出现在《武帝纪》中,且是引《汉书》原文来作注解,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汉书》的这句注文在流传的过程中,不知怎地窜入了正文.日人泷川资言另有一种解释,他认为《集解》中的《汉书音义》应是《汉书·郊祀志》之误.[22]这个说法完美地解决了《史记》中的矛盾,却无法解释《汉书》中存在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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