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非真隐,本论文主要论述了王维非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王维非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王维曾以“隐吏”自许,其朝市之隐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倘若辅以唐代政治与文化及其个人处境仔细考察,则不难得出“王维非真隐”的结论,文章即对此展开具体分析.
关键词：王维；隐逸文化；山水田园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7-12-25
有“山水诗佛”之称的王维,不仅在文学史上由于继承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而被归为综合式的“山水田园诗派”,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试图集陶渊明式的隐逸情趣与谢灵运式的仕途宦位于一身,亦官亦隐.在王维的《酬贺四赠葛巾之作》里,他就曾经直接以“隐吏”自许.
然而,对于他的先驱陶渊明隐居不仕的态度,王维表示了明显的不赞同.在《与魏居士书》里,王维不无揶揄地说道：“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失小,不□其后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本着“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必须指出,王维身处的时代与陶渊明时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这似乎可以追源于唐代知识分子的整体境遇,就像有些学者所作的评述那样：“唐代士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国力的日渐强大,为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较之前代有更多途径.开科取士,唐沿隋旧,而更加发展成熟等科举之外,尚有多种入仕途径,如入地方节镇幕府等.入仕的多途径,为寒门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等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自信与狂傲,往往集于一身.”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这么一个近乎空前绝后的全盛背景下,文人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在唐朝与魏晋之间发生了一次深刻的断裂：“盖魏晋六朝,天下分崩,学士文人,竞尚清谈,多趋遁世,崇尚释教,不为士人所鄙,而其与僧徒游者,虽不无因果福利之想,然究多以谈名理相过从.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文词诗章为要事.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故士大夫大变六朝习尚,其与僧人游者,盖多交在诗文之相投,而非在玄理之契合.”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里,强烈的功名心是士人的共同特征,与官场决绝而隐逸山林者也就得不到时代的共鸣了.王维对陶渊明的批评,实际上并不能从“乞食于路人”与“折腰于俗吏”之间的异同中获得解释,而只能从陶、王的不同时代背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精神世界上寻找其缘由.
发达的唐朝科举取士制度对传统的隐逸情怀形成了异常激烈的冲击,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在于统治者以科举形式对隐士的有意网罗.根据美籍华裔史学家邓嗣禹在其《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中的说法,与隐士有关的制举涉及7位唐代皇帝,具体科目也多达13种,名目虽各不相同,其实际目的却都是招“隐”征“逸”,如高宗显庆四年的养志秋园嘉遁之风戴远科、麟德元年的销声幽薮科、乾封六年的幽素科、中宗神龙三年的草泽遗才科、景龙二年的藏器晦迹科、玄宗开元二年的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开元十五年的高才草泽沈沦自举科、天宝四年的高蹈不仕科、代宗大历二年的乐道安贫科、德宗建中元年的高蹈丘园科、贞元十一年的隐居丘园不求闻达科、穆宗长庆二年的山人科、文宗太和二年的草泽应制科、等等.制举的优势在于“天子自诏”,一旦登第即授予官职,比起登第后尚需吏部考试合格方能进用的进士、明经科,对文人知识分子形成的诱惑显然要大得多.于是,“隐逸”情怀本身蜕化了,“隐逸”变成了以“隐”求“显”的工具或手段.关于“终南捷径”的这一则典故颇具代表性,可以说采取的是一种近于兵家“反常合道”谋略的做法：
“（卢藏用）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惭.”“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圣人之教曾经深入人心并作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信仰.但是,到了唐代,这种信仰开始遭遇危机,隐逸行为成了一种可以作为闻达的手段而有意安排的表演.
唐代隐逸情怀的低迷,自然也对王维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他对贤相张九龄“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的赞美,正是他对自己政治抱负的期许.王维虽然对田园山水亦颇为钟情,甚至一度想学陶渊明那样弃官归隐——“岂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但由于他心向庙堂的念头无法打灭,最后终于还是做不到如陶渊明般的“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于是只能一边为官,一边在闲暇之余游山玩水,美其名曰“吏隐”,也即亦官亦隐.为此,他辩解道：“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当然,正是由于他的“无可无不可”,心有旁骛,所以山水田园就无法成为他的安顿之处.试看王维的《山居秋暝》这首具有代表性的山水田园诗作：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平心而论,这首“诗中有画”的山水田园代表作,就艺术上本身而言,无疑堪称佳作.宁静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令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然而,只要将它跟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作一个细致的对比,我们就不难发现,王维的《山居秋暝》尽管不乏精致雕琢之功,却落得个假山盆景般的“如画”境地,终究失却了陶渊明那股天然的清新气象.不仅如此,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语语如在目前”,而王维的《山居秋暝》,却不免与山水始终隔疏有间,很难体味出其中隐逸的真滋味.
必须承认,每一个具体的精神世界,都必然有它的来源与出处.“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道出了王维的现实顾虑,并导致他最终只能混迹官场.于他而言,田园山水固然可以作为寄情之处,却终非留人之所.所谓的“王孙自可留”,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于是,冷冷“明月”,潺潺“清泉”,乃至包括“竹喧”“浣女”“莲动”“渔舟”等在内的所有乡间美好的事物,都只能为他赏,却非为他所有.
从这个意义上说,归隐之于王维来说,从未达到“本然”,始终只是处于“应然”的想象状态之中.对于隐逸生活本身,王维是赏玩的,而非体验的.隐逸在王维那里只是一种艺术范畴下的审美对象而已.“吏隐”说到底,并非“隐”入山野,“逸”出当时的政治权力体系之外,并非真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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