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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阴天,在成都锦江畔的顺江路顶层公寓里见到蒋蓝.与秋分前的那个下午一样,泡的是福建茶,茶几上搁着法朗士的评论精选集.但我们并没有就此过多交谈,他则返回客厅捧出一本刚从网上淘来的《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蜀地历史令他持续着迷,最终引发了耗时10年的新作出版.
2014年3月入市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王闿运、丁宝桢交错的历史》（以下简称《踪迹史》）,在作者口中称之为一本怪书.和过去写就的作品类型截然不同,这次他大胆提出了“踪迹史”这一新名词.35万字的鸿篇著述,以清光绪年间四川提督唐友耕破题,串联起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等人命运交织的钩沉往事.扉页上赫然印有“谨以此书纪念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成都殉难150周年（1863—2013）”,促使他动笔的正是“太平天国最具人格魅力”的石达开.
提及这个人物时,他的话音开始扩大,气流仿佛是从腹部升起在胸腔中成型,钝重、有力.仍兼有记者身份的蒋蓝,因世纪初的一次单位体检,留意到那位丧命于成都的太平军将领.每年3月,他所在的报社为组织员工体检,有一次对口联系的是成都市第一医院.那时蒋蓝住在成都东北向的十陵镇,由于体检要求不食早餐,考虑到路途遥远他6点钟便出门了.街道清冷薄雾笼罩,他在锦华馆门口的汉白玉石碑上读到了清末文人高旭在1906年托石达开之名所作的五言律诗.从X光拍片室抽身后,蒋蓝坐在走廊百无聊赖地等待体检结果,先前眼见的石碑文字忽然让他惊醒：门诊大楼所在地即是清朝臬台衙门的尾部,与正科甲巷南口相交.这是石达开凌迟的所在之地.
此后半年,蒋蓝写出《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前后》,于《书屋》杂志刊印（注：发表时标题略去“中国”二字）,扩展容量后的一版见于《广西文学》.这篇文稿也是后来出版的《踪迹史》最早一章.2005年可谓蒋蓝开启自身非虚构写作的元年,他在搜集、阅读上百种资料志书后离开案头,追寻唐友耕的百年前的足迹前往江安县、长宁县、兴文县、高县、西昌、乐山、雅安、眉山等20余相关县市,将纸上历史与现实对位,力求复原过去那段波诡云谲的故事.他利用零碎假期和报社不坐班的弹性时间,按照事先规划好的路线驾车造访.由于前些年部分地区不通高速公路,他不得不翻越泥泞山丘.重走过程里,他将更多精力放在与所在地农民的攀谈上,经验告诉他这“比寻求当地官方机构更有用”.长期的新闻采访训练加之随身揣着的大量过滤嘴*,让他从无数热情的农民口中得到了尽可能多的信息.
成书过程又极其煎熬.2013年底,蒋蓝完成了该书的第12次大幅修订.他说像这样的改动,单次就会花掉一个月左右时间.因出版社紧迫的催促,而他对当时的文本并不感到满足.交稿后,在峨眉山七里坪的一个深夜,他陷入了麻木的空荡感中,就着山泉吞下了一把枯树叶.
即便如今书已出版,但修订仍未停止.直到今年9月下旬我们首次会面的前一天,他还在第15次修订书稿,新的版本将直接以“踪迹史”为题于2015年出版.蒋蓝的姐姐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博士,很早之前告诫他,对于踪迹能否构成史这个问题,“应当深思”“不要闹出笑话”.蒋蓝为此专门撰写《非虚构写作与踪迹史》《踪迹史,何为?》两篇文章,以此表达他的绝对信心.不为传主树碑立传,是他区隔踪迹史与传记的思路.从而,这一新名词的定义清晰起来：
历史即是“人迹”铺成.但主流史学观认为,重大的往事才成为了“史迹”.而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自然成为了我的着手点等在尽量坐实人物的历史时空坐标之余,更为关注其行踪涉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与之相交错的人际兴衰、风物枯荣；它偏重个人化视觉与文学叙事,使用的材料往往是宏大历史叙事所不屑的稗官野史与民间口述；人物传记关注的是通过人物一系列重大事件而展示出来的心迹与思想变化,它倾心于小我之中见大我,并渴望自己的对传主的言路复原技术,跻身于正史,成为某种话语规范.这很难说孰轻孰重,不过是因角度而异.（《非虚构写作与踪迹史》,《作家》杂志,2013年第10期）
看完蒋蓝的书稿,城市史学者、美国德克萨斯州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评价称它是“历史走出*塔的令人钦佩的尝试”.他认为文学家介入历史叙事,比历史学家的更引人入胜.
事实上,故宫博物院学者、作家祝勇早年就注意到蒋蓝的许多文章中带有“史”字,他在为《思想存档》一书作序时写道：“他拥有为一切事物建立历史的能力,在这之上,他最终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世界.”从《香格里拉精神史》《人迹霜语录》,到今年同时出版的《极端植物笔记》等诸多作品中都能捕捉到他在历史杠杆一端的文学诉求.
天色向晚,我们下到寓所的负一层,去看他四处书房的其中一间,位于车库旁边没有窗户的储藏室.走在幽暗的空间里,我问他在已面世的书中个人最看中的是哪一本.他只从文本角度说起交由东方出版社打理的《梼杌之书》.今年,他与东方出版社签订了一份10年出版合约,预计中的近20部书中,也包括以豹作为自我精神镜像的《豹诗典》.实际上,2002年前至今一直遭遇出版坎坷的《身体政治》,才是他真正的心结.那已是第二次见面时才说起的事了.
与宏大叙事无关的自我较量
在《踪迹史》这本书里,以石达开为起点,最终却由唐友耕的行踪来构成整本书的脉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折?
研究石达开用了我两三年时间,隐约感觉到他的一个对手在我看到的资料中老是出现.然后就很认真地查这个人的资料,结果竟然找不到一篇像样的文章可读,因为这个原因才正式介入唐友耕的研究.他参与过李蓝起义,和石达开、骆秉章、王闿运、丁宝桢等重要人物都有联系,如果要把1850年代西南地区的历史通过一个人盘活,除了他找不到第二个人.通过他的踪迹,不仅能把石达开进入四川、李蓝起义失败两股巨大的势力串联起来,也能看到四川当时的政治、军事、民生、官场、物产情况,从踪迹入手还能带动了解地缘风物,这时候我的踪迹史概念逐渐清晰.历史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时代的一流人物,比如李鸿章、曾国藩.我们四川有两股历史研究潮流,之前是张献忠,现在是保路运动.1850至1950年这个空间,虽不能说绝对空白,但研究力量非常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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