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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论文参考文献：
误判的湖南历史和未误读的“湖南人”
在浩渺壮阔的太平洋彼岸,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有些意外地把眼光聚焦在中国内陆省份之一的湖南,他就是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裴士锋（Stephen.R.Platt）先生.他所著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经面世,马上触发了众人对“湖南人”的热议.虽然说,“湖南人”早已是颇具动静的话题,但这次与以往大不相同.
这次不是中国湖南人的自言自语或自说自话,也不是中国其他省份人有褒有贬的感性描述或理性判言.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外国人,裴士锋先生完完全全说的是“局外话”——以绝对局外者的身份,用太平洋彼岸的视角,依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社会由封建王朝转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时段里,讲述了中国一个特殊地域上一群特殊人惊天动地的故事,得出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湖南人或许永远都不会得到的结论.
在他看来,“湖南人”是根本有别于中国他省之人的,从文化精神渊源到日常行为特征,“湖南人”独成一统；故在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关头,“湖南人”所寻求并为之奋斗的理想,首先是湖南自己的“民族性”,是湖南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有“湖南民族主义”之说,甚至于有“湖南共和国”之称.由此一来,这段历史中的湖南,似乎不再是中国的湖南；这段历史中的湖南人,也大体算不得是中国人了.
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说不通的.
湖南的地域环境也好,文化精神传承也罢,从久远的过往演化过来,湖南始终就在中国的大环境、大历史和大人文之中.试想一下,湖南何时又独立于华夏文明之外过?那称之为“湖湘精神”来源之一的王夫之理论,对往圣有继承、有批判,当然更有创新.他继承的是什么,批判的是什么?创新出来的又是什么?毫无疑问,继承和批判的都是同一个中华文化精神体系里的学说；而创新出来的,不过是在继承和批判基础上衍生的新成果而已,文化精神的根脉是同宗共祖的.
至于政治视角的湖南,从来就在中华大版图的“天下”之内.如果不细究“中国”的古今多种含义,湖南从古到今始终就是中国的湖南,湖南人始终就是中国的湖南人.尽管在近现代历史上,湖南确实有过“自治”类的运动,却只是一国之内地方和*政府的分权之斗,绝非是独立成国之争.湖南人争取“自治”之权,与其说是要闹个自我的独立,不如说是为了新的社会理想在全中国的实现进行的率先变革尝试罢了.站在这太平洋的此岸,我不得不对裴士锋先生说,在这一点上,你对湖南的这段历史,的确是误判了.
然而,当撇去这种误判时,我们发现,裴先生大量引经据典而得出的“湖南人”,概念显得更加清晰,形态显得更为饱满,个性则显得更为张扬.不论你是不是湖南人,当你读完此书,闭上眼睛,头脑里过一过书中述说过的人物时,我相信,你会有某种成型的“湖南人”整体形象感的.正因为如此,我大有几分惊讶.这位仅仅在当下的湖南长沙生活过两年、且汉语水平应当不足以轻松阅读中文古籍的美国年轻人,何以能够“创造”出如此鲜明的“湖南人”呢?
在系统理论学说里,有这样的至理名言：系统内研究系统,得出的结论必不完全客观；系统外研究系统,得出的结论必不完全真实.具体到此题便是,中国人或中国湖南人研究“湖南人”,难以得到客观性强的结论,恰如“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庐山人；外国人研究“湖南人”,则难以得到真实性高的结论,毕竟他们不在太平洋的此岸生活,眼见不到日常,身触不及细处.我是笃信此“系统名言”的.简单判定便是,裴先生笔下的“湖南人”应当是客观性更强些,真实性一定会有某种亏欠.
或许是主观有意为之,也或许是研究过程被动驱使,裴先生极为努力地从“系统名言”的深坑里往外爬行.就在湖南生活的那些日子里,他有目的地接触了大量的湖南人,还身体力行地去追踪过历史上优秀湖南人遗留在山水之间的痕迹；他从师从的中国史名家以及交往众多的中国史研究同行那里,得到过关于湖南人的大量具体认知,甚至于珍贵的湖南本地资料；至于他引的“经”和据的“典”,内容相当丰富,有些方面甚至于中国国内的学者都不一定仔细研读过.这些深度介入“湖南人”系统之内的做法,虽然不能破除“系统名言”的魔法,却确切无疑地提升了他的“湖南人”的真实性.如果说,这部著作是成功的,那么,天然的“强客观性”和并不十分过弱的真实性,便是成功的两座基石.
裴士锋对“湖南人”的述说,是编年史式的.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变的特殊时期,历史的河流自然顺序地推送出了这样几代求新变革的湖南人.深具意味的是,如此的历史流变,裴士锋将其引入到了一个预设的逻辑通道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一次马克思“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让他的“湖南人”有了清晰的逻辑归类.正是这种逻辑,湖南的“历史中人”不再只是一个个鲜活得可以触摸的存在体,而是具有了某种一般性的共同特点——“湖南人”可以作为一个同类的群体来看待了.裴士锋讲的史实,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但通过史实而讲出的内在定位,清晰者或许并不会很多.
“行动主义”是裴士锋“湖南人”的逻辑起点.按照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人的行为总是有目的的.“湖南人”的行动,显然是为了那个时代的变革,并且要领导那个变革.那正是世界东西方交会、列强辈出、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社会需要回答“向何处”的生死存亡大问题.由此一来,“湖南人”行动的目的,历史必然地牵涉到了“民族”和“国家”大义,牵涉到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外交等宏大领域,牵涉到了“维新图治”的改良还是“另起炉灶”的变革选择,牵涉到了几万万生民的生存繁衍和生活.神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导引出了湖南人“理想主义”的脚步,它们一个一个地显现,最后聚合成了“湖南人”历史性理想的标志.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志的,人的行动终究要受到来自于精神世界里某种意志力量的驱使.那么,主导“湖南人”行动的意志是从何而来的?裴士锋选择了历史性的回答而不是先验的主观裁定.他认定,“湖南人”的精神力量或思想渊源有着湖南地域内外的两大来处.从湖南本地,王夫之“道在器中”的实践学说和不屈的独立人格,被挖掘和树立了起来；从外部世界,则不仅有他乡异地的儒释道思想精华分享,更是介绍来了源自于欧洲和日本等国变革图强的先进理念,*思想、制度理念、个人价值等西方流派思潮,无不在这内陆之地游荡.这样,湖南的“行动主义”就不是就自然本能而行动,仅仅留下某种可有可无的杂乱历史痕迹；而是,行动的意志是如此地坚定,行动的力量是如此地强大,行进的方向竟又是如此地清晰.一言以蔽之,在那个时代里,“湖南人”必然地行进在最前列.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湖南人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湖南人是我华夏的耻辱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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