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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论文参考文献：
即将成为过去的2016年,长篇小说写作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倘若套用所谓“大年”或者“小年”的说法,这一自然年度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成果丰硕的一个“大年”.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来说,这一自然年度,包括吴亮《朝霞》、方方《软埋》、贾平凹《极花》、格非《望春风》、李凤群《大风》、张炜《独药师》、徐则臣《王城如海》、吕新《下弦月》、付秀莹《陌上》、葛亮《北鸢》、唐颖《上东城晚宴》、张翎《流年物语》、张忌《出家》、何玉茹《前街后街》、薛忆沩《希拉里、密和、我》、冯良《西南边》、赵本夫《天漏》、张悦然《茧》、赵兰振《夜长梦多》、陈河《甲骨时光》、刘继明《人境》、北村《安慰书》、冯丽《如归》、孙惠芬《寻找张展》、赵德发《人类世》、范小青《桂香街传奇》、李师江《非比寻常》、李浩《父亲的七十二变》、林森《关关雎鸠》、吕志青《黑屋子》、向岛《佯狂》、王彪《你里头的光》、王传宏《我走了》、刘诗伟《南方的秘密》、王华《花城》、李宏伟《国王和抒情诗》、王妹英《得城记》、杜光辉《大高原》,李永刚《鳏夫絮语：我的莱伊拉》等在内的这些长篇小说,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倘就主题意向而言,这其中,诸如贾平凹的《极花》、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何玉茹的《前街后街》,都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向了正处于现代性围困中的中国乡村,表现了这几位作家对于当下时代中国乡村命运走向的深入思考.
至今犹记,2015年8月,笔者在北京参加评选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期间,曾经和友人在一起深入探讨面对着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现代化大潮,日益贫瘠衰败的乡村世界究竟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一个带有共识性的结论就是,现代化或曰城市化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彻底地消灭乡村.换言之,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日益衰败凋敝,是社会发展演进合乎逻辑的一个必然结果.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如此一种结果都不会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在于,面对着如此一种不可逆的社会发展大势,作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一种价值立场来展开自己的小说叙事.其他作家姑且不论,单就贾平凹而言,他所采取的其实是一种极其鲜明的站在农民一边的乡村本位价值立场.若非从此种精神价值立场出发,贾平凹就不可能敏锐地体察到当下时代中国农民一种切肤的内在精神痛苦.而贾平凹,之所以会近乎 地站在农民一边,则和他一种自觉的农民身份意识的具备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紧密关联.这一方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已经进入城市多年的他,竟然把自己的自传径直命名为“我是农民”.在其中,贾平凹不无真切地写到：“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①所谓“沉渣不自觉泛起”云云,其意显然在指贾平凹个人潜意识深处的某种农民的价值本位观念.若非如此,贾平凹也就不可能以小说的形式为圪梁村的那些被迫买媳妇的光棍们鸣不平.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不久的未来时代里乡村世界就很可能会遭逢覆灭的命运,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②但即使果真如此,我们也不能够以任何理由剥夺他们被小说艺术关注表现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贾平凹能够坚执其一贯的乡村本位立场,能够在《极花》中实现一种艺术的反转,如实呈现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衰败凋敝景观,其意义和价值绝对不容低估.
首先是生存条件的极度贫瘠.这一点,最突出不过地表现在饮食方面.且看兔子过满月时的酒宴菜单：“开始喝酒吃饭了,黑亮爹做了三桌菜,当然是凉调土豆丝、热炒土豆片、豆腐炖土豆块、土豆糍粑、土豆粉条,虽然也有红条子肉呀、焖鸡汤呀、烧肠子呀,里边也还是有土豆.但大家都欢喜地说：行,行,有三个柱子菜！如果再舍得,有四个柱子菜就好了.”开有杂货店的黑亮家,应该算是圪梁村里的富足人家,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够传宗接代的兔子,自然会尽可能丰盛地办一场酒席.但即使如此,摆出来的酒宴却依然是一桌因地制宜的土豆菜.三个荤菜（柱子菜）的出现,就已经让村人大呼满足了.黑亮家尚且如此,圪梁村其他人家的日常生活境况,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为了千方百计地留住被拐卖来的胡蝶,黑亮家也曾经在饮食上大做文章：“黑亮仍是十天八天去镇上县上进货,回来给我买一兜白蒸馍,有一次竟还买了个猪肘子,我以为是要做一顿红烧肉或包饺子呀,黑亮爹却是把肉煮了切碎,做了臊子,装进一个瓷罐里,让黑亮把瓷罐放到我的窑里,叮咛吃荞面饸饹或是吃炖土豆粉条了,挖一勺放在碗里.”唯其因为吃食金贵,好吃食少,所以黑亮家才会把留住胡蝶的主意打在好吃食上.实际上,也正因为圪梁村的食物经常处于匮乏状态,所以每当有人过生日时村里人才会送粮食：“十八的早晨,村里人却还是陆陆续续来拜寿了,他们没有拿寿糕,而是你提一斗荞麦,他掮一袋子苞谷,或是一罐小米和一升豆子,多多少少全都是粮食,嚷嚷着给老老爷补粮呀！这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苦焦的地方可能就是以生日的名义让大家周济吧.”尤其带有苦涩意味的是,明明只有那么一点不多的粮食,但在村长嘴里却充满夸张色彩地变成了要“给老老爷补三万石粮”.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当一个村庄的人们连起码的日常饮食都成为问题的时候,这个地方生存条件的极度贫瘠也就毋庸置疑了.
虽然地处偏远,生存条件极度贫瘠,但天高皇帝远的圪梁村却也一样接受着时代商品经济风气的习染和影响.比如,极花的发现和大规模采集,即是如此.极花是产于圪梁村一代的一种类似于青海冬虫夏草的一种虫子：“长得和青虫一个模样,但是褐色,有十六只毛毛腿,他们叫毛拉.毛拉一到冬天就钻进土里休眠了,开春后,别的休眠的虫子蜕皮为蛹,破蛹成蛾,毛拉却身上长了草,草抽出茎四五指高,绣一个蕾苞.形状像小儿的拳头,先是紫颜色,开放后成了蓝色,他们叫拳芽花.”当青海那边的冬虫夏草价格疯涨的时候,圪梁村一代的人们忽然意识到他们这里的毛拉也即拳芽花其实也是一种虫草.于是,在由老老爷把这种虫草重新命名为“极花”之后,也就开始了一个疯狂的采挖过程.“那是疯狂了近十年的挖极花热,这地方几乎所有人都在挖,地里的庄稼没心思种了.”本来就极为稀少的极花,又哪里经得起如此疯狂的挖采,很快地,这“极花”就被采挖殆尽了.等到贾平凹《极花》中胡蝶被拐卖到圪梁村的时候,挖极花的活动已经差不多宣告终结了,“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极花之外,小说中的另一样重要物事就是血葱.圪梁村一代的血葱,虽然比别的葱个头小,但却因颜色发红而被命名为血葱,有着效果极明显的壮阳功能.这就引起了立春媳妇訾米的强烈兴趣,她马上竭力鼓动立春和腊八兄弟俩去东岔沟种血葱：“为什么不再种血葱呢,张老撑做了个大广告,得抓住商机啊！”就这样,立春和腊八兄弟俩就到东岔沟种起了血葱,而且还竟然把那一块地方称之为血葱生产基地.通过极花的采挖和血葱的种植这两个细节的描写,贾平凹一方面不动声色地渲染出了某种时代气息,另一方面却也犀利有力地揭示并鞭挞了人性本身的一种贪婪 .到后来,因地动而走山,圪梁村倒不要紧,种植血葱的东岔沟却被硬生生地横移了十里.山体横移不要紧,不凑巧的是,那一天晚上立春和腊八兄弟俩恰好就呆在东岔沟里.这样一来,他们的惨遭厄运也就不可避免了.立春和腊八兄弟俩的不幸遭际,一方面固然再一次说明着所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另一方面却也带有鲜明不过的天谴意味.天谴者,何也?以我愚见,正是被所谓消费意识形态所激发出的人性本身过分的贪婪 .更进一步说,自打1990年代以来便一时勃兴的商品经济,其实应该被归属到现代性的大范畴之中.这样看来,贾平凹对于商品经济的态度,其实事关作家对乡村世界和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判断.揆诸于新世纪以来贾平凹以乡村世界为表现对象的那些小说文本,比如《秦腔》《古炉》《带灯》等作品,我們即不难发现,对于严重困扰着乡村世界的现代性,更多地持有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贾平凹,采取的其实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拒斥态度.《极花》中立春和腊八兄弟俩的惨遭天谴这样一种艺术处理方式,从根本上说,和贾平凹一贯的反现代性的立场紧密相关.在作家的意识深处,乡村世界本来是一个自足自洽的完满社会状态.此种完满社会状态的被破坏,全都是所谓的现代性惹得祸.以我愚见,正是从如此一种价值立场出发,贾平凹才会设定出天谴的情节来.作家的这种价值立场,到底应该被判定为“狭隘”“保守”,抑或还是“深远”“睿智”,恐怕就是见仁见智的一种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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