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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一
在《文学的政治》当中,雅克·朗西埃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理解“政治”这一名词,与我们“常识”意义上狭隘的政治观有所不同,所以他指出了“文学”作为另一种政治的独特意义,就这样,他提出了“文学的政治”这一说法：
作为文学的文学介入这种空间和时间、可见与不可见、言语与噪声的分割.它将介入实践活动、可见性形式和说话方式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分割出一个或若干个共同的世界.①
此时,“文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作为识别写作艺术的历史制度的文学,作为词语的意指制度和事物的可见性制度之间特殊扭结的文学.②
所以,文学不再是我们在“十七年”和“”时期看到的“政治的文学”,也不再是我们曾经苦恋着的“纯文学”,而成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实践形式,它本身内部有着远为复杂的*制度和形构方式.作为对于“文学的政治”的阐释,朗西埃分析了福楼拜的小说,他将其置入法国的时代空气中考察了福楼拜的文学实践活动,他发现了福楼拜“让所有的词语一律平等,并以同样的方法消除高贵主体与卑微主体之间、叙述与描写之间等最终还有人类和事物之间的任何等级”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发现王安忆的独特价值,借由“文学的政治”这一平面,我们发现了王安忆存在于当代文学史的特殊位置.
“十七年”和“”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传统,它内部有着鲜明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此一时期存在于绝大多数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在小说中具有绝对的中心地位,这当然与本身的政治语境息息相关,所谓的“工农大众”具有高于一切人物的表现价值和政治——*地位.这种观念影响到小说人物的塑造就体现在“文体分用”现象的出现：“英雄人物”是高大、完美的,审美上具有“崇高”特征；而与之相对的“反面人物”则是猥琐、卑劣的,具有“讽刺”“滑稽”的审美特征.这种“分用”也体现在“叙述”和“描写”的等级差别,“描写”是服务于“叙述”的,“叙述”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先地位.这种文学观直接造成的就是“中間人物”的“被取消”.“人物”本身附带着丰富的阐释符码,成为某种具有特定所指的能指.此一时期小说的内部是一种方向性的动态结构,这一方向本身有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驱策.所以革命历史小说在此一时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革命历史小说截取一段“时间”来展现各种力量的消长、争斗,从而证明“方向性”的合理性.这种状态到“新时期”文学才开始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并没有触及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此时的“英雄人物”的质素只是从工农大众转移到了那些所谓“重放的鲜花”身上,我们可以从张贤亮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人物和普通大众之间本身仍然是“不平等”的,受难的英雄仍然是崇高的.而且“新时期文学”本身也是与政治同构的（从它的名字即可看出）,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文学的政治”.
具体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语境来看,80年代是一个“新启蒙”的时代,作家身上笼罩着一种光环,所以很少有作家能够静心去发现生活的纹理.作家眼中关注的,始终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世界,只要传达出自己的观点,只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论是戏谑的、讽刺的,还是忧伤的、沉郁的、迷惘的.作家们沉浸在一个完全用话语诠释、覆盖的世界.所以在80年代,产生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创作潮流.这些潮流,究其本质而言,其实只是一个又一个的“词语”的生产、繁殖、壮大、凋亡.此时,作家们还无心去细腻地观察世界,摹写世界.此一时期写作是不及物的.具体来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基本上凸显的是主流政治观念的嬗变,处于这三个潮流中的文学基本上就是对某一中心“词语”、中心“概念”的话语生产,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分析出这些小说有的“叙事模式”；而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又是非常极致的文体实验,绝大多数是无指涉性的.
二
只有在上述文学背景的关照之下,我们才可以发现王安忆的《长恨歌》的出现对于整个文学系统所作出的突破性的贡献.引入《白鹿原》这部小说,我们似乎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长恨歌》的革命性.《白鹿原》突破了我们曾有的单一阐释历史的视角,即“阶级斗争”的政治视角.它被看作是从文化意义上实现了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瓦解.不管是它“鏊子论”的循环史观,还是用宗族*秩序取代政治——阶级秩序,都不同程度地偏离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范式”制约.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小说仍然是有着“文体分用”的部分特征,比如对于白嘉轩的“英雄族长”形象的塑造.而且白/鹿的斗争模式也暗合了“十七年”“”时期文学的斗争模式,只是“阶级”这个层面被“道德——*”层面暗中置换了.尽管有着传统史观的影响,《白鹿原》在本质上仍然是具有一种前进的力量,一个名义上循环的模式内部并没有产生一些静止的“结晶”,只不过因为以祠堂为代表的静止结构在对抗着前进方向而造成形态上静止的假象.历史的力量还是战胜了静止的感性力量.
《长恨歌》在某些层面上,才真正实现了文学系统内部的结构性变革.表面看来,《长恨歌》和《白鹿原》一样,都“截取”了一个足够长的“历史时段”,而且“白”嘉轩——“鹿”子霖/白鹿原、王琦瑶/上海同样是人/空间的同构结构,加之二者都突破了革命历史史观,所以这两部小说可以说都分享着“新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从对于文学史结构深层的变革来看,《白鹿原》的意义却要逊色许多.
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了《长恨歌》革新力量的最大规模的集聚,比如,王安忆这样描写上海的弄堂：
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类的东西,断行断句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等最先跳出来的是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作的；那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然后晒台也出来了,有隔夜的衣衫,滞着不动的,像画上的衣衫；晒台矮墙上的水泥脱落了,露出锈红色的砖,也像是画上的,一笔一画都清晰的.再接着,山墙上的裂纹也现出了,还有点点绿苔,有触手的凉意似的.④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长恨歌文学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长恨歌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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