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惘然记写作中的平淡自然观念,这是一篇与张爱玲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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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爱玲后期写作的改写现象已受到学界关注,经过反复磨砺的《惘然记》对于张爱玲写作而言又自成体系,其风格与张爱玲早期作品更有所区别.《惘然记》的诞生与其多个版本不仅记录了张爱玲此时的写作行为,更凸显了“平淡自然”作为一种写作观念对其产生的影响.本文以《惘然记》几篇小说为例,观察张爱玲“平淡自然”观念的生成与其内涵.
关键词：张爱玲 《惘然记》 观念
张爱玲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品曾经过反复改写,而后结集出版了《惘然记》.在序言中,张爱玲在开篇便以宋画意趣而隐晦地将由“观画”得来的文学方向上的“接近”观念逐步的明朗化.对于张爱玲而言,蹉跎已久的《惘然记》终得出版恐怕盗版横行只是某种外部刺激,那种当时可以自赏的具有阶段性质的完成感,在今日似乎可以当作是为序言开篇找到的思想策源.这样的开篇显然是有对话语境的,一种“观”与“写”的互动在张爱玲身上完成了融合.从“观画”到“作画”则是“写作”与“阅读”的逆向模仿,在笔纸间历经沧海的几部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读者只有张爱玲一人,以观者身份抛白心计与喜恶的张爱玲,作为“家长”的张爱玲是不免将“作家的写”与“作家的读”合二为一,这也正是构成她多次对他人评论《惘然记》而给予回应的原因,事实上这也对其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在序言中,张爱玲曾分门别类,对《惘然记》中的作品逐一点评高低,但在漫长的改写阶段内,《惘然记》的作品并没有被弃于书案,更像是保留了一种写作观念与实践磨合中的全部印记,关键不在于不同题材带给张爱玲的兴奋或者初时构思是否一一落实了那种隐约涌动的对于小说写作的个性主张,相反,一个更富真切感的可能性则是,当改写多年,不问“值得与否”的张爱玲决定出版此集时,对这些作品与创作过程必然保留同一性质的追认.这正是这一系列作品佳与不佳之间能够一论高下的原因之一.因而,在开篇就予以声明的“接近”观念,赏画的观者经验与观看表演的经验形成一种互文,在这种小说写作的拟态表述中,有一种屏障被逐步设立起来,借助于“读”的感知,既是那种“观者”感知,这并非读者与作者发生的關联,而是在小说内部的关系中本身创造出的一种可读性.
由这种遮蔽保护起来的是张爱玲试图表达的文学上的“接近”观念,“接近”什么?显然成为张爱玲此时写作主张的核心.如果要给“接近”一词赋予一个宾语,那么我们便不难在《惘然记》中发现其写作观念上转变的痕迹.《惘然记》收录的三篇文章《殷宝滟送花楼记》《相见欢》《浮花浪蕊》呈现出与《传奇》故事的极大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又存在相同的因素.这三篇文章曾被张爱玲在不同阶段细致讨论过,序言中比对的标准也似乎参照了这三篇文章关联的体系.
三篇文章的主要结构都是简单的外部框架嵌套大量的回忆描写,在《殷宝滟送花楼记》中体现为：爱玲与宝滟在对话中回忆宝滟的情感纠葛,《相见欢》则完全以一种闲谈的视野展开,《浮花浪蕊》中正是那些现实体验与记忆的召唤构成了故事的主体.在《惘然记》收录的作品中形成了相似的趋向,推动文本向更深处发展的不在于连贯情节带来的悬疑,也不在于人物性格的冲突对抗,而往往以对话、个体经验、回忆的自语作为写作主体,打造出不同层次的小说的空间格局.它有别于物理与心理的双向约定,文本似乎刻意规避了被意义符码解析的可能性,语峰之间流露的机微、被脱掉明显的隐喻色彩的“日常对语”和“自语”包裹起来,这样游离于外部框架叙述中的不稳定与不安感,已与《传奇》时期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传奇》之中,人物与世界的隔异感依靠的是对人物“扭曲心理”的一种旁观者的叙述,如曹七巧、薇龙、传庆、小寒,其形象总不免使人惊畏,那么在《惘然记》这三篇文章中,这样的策略已经被淡化.这让人不禁想到林佩芬的批评,对于故事中人心理的剖析因为有明确的外部叙述者而使作者本身的意图总有凌驾之感.到《惘然记》时期,进入故事的途径不再有明显的外部通道,读者直接进入了散漫的对语之中.这样的路径似乎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对故事焦点探索的可能.事实上,成为主体的“记忆-对话”并非是一种叙述手段,正因如此,小说是在“记忆-对话”中成其所是的.记忆本身在不断改写着故事的焦点,记忆对于人物的唤醒也不断左右着小说的走向,以至于冲突与变化在人物自身的记忆改写中能够显露出其轨迹.
在《殷宝滟送花楼记》中,宝滟的自述不断建构着她与罗先生的关系,但这段关系的确定性始终在宝滟的记忆中摇摆,甚至我们可以怀疑其中的一些部分是依据事件发生后,宝滟对自身的记忆删改.这些凌乱的细节并不存在于同一空间与时间,错置的事实使得宝滟的自述一时像是辩白二人的关系,一时又像是自满于引诱的意图.对事实在自我幻想下的拼凑即是这次谈话的目的,隐蔽在亲历者构筑的封闭空间内,语言跟随着记忆,记忆改造语言,语言又终于产生了改写记忆的机制,文本失去了以隐喻为认知路径的一套意义解析系统,因此仿佛只是一段轶闻,读之无关痛痒,倒像是自然而然的说话.
相较而言《相见欢》则更具有典型性.《相见欢》不止一次提到“仿佛第一次提到这秘密”,文件中又配合间断性的沉默,奇异感的降至在前后语境中竟未有任何不适,因为那些作为“闲聊”的内容,如果加以识别就会发现并不是“奇事”与“新闻”,相反正是不难料想或者对话双方都知晓的.可见文本中对荀太太婆婆的戏拟.
“做饭也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做的菜好嘛！’”
“谁会?说‘看看就会了.’”又像是第一次含笑低笑吐露,“做得不对.骂！”{1}
小说中的对话实则仅仅加强了三个女性之间已经凝固的观念,因而对话本身并没有情节意义,语言中传达的信息并没有改变现实中对于彼此的认知,反是浸淫在回忆与对他者的定见中,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敏感点,再做一番臆想似的记忆改造,这些对话虽然看似有思流涌动,但真正发生改变的并不是作为个体的思想的差异性,而是“印证性”,它通过人物对某些局部事实的共同兴趣与关注打造彼此独立的记忆.就小说而言,人物的记忆改写,人物对信息的选择性吸收则生成一个潜在文本,在人物对话之间其实隐含着人物的自语,她通过对话题的筛选与控制而在文本中彰显.这就不难想见荀太太重复“盯梢”故事时,荀伍两人形态颇为自然,而令苑梅大惊.事实上,从未将“盯梢”作为新奇事,正是荀伍二人彼此知道张爱玲所提及的“每个人内心的小火山”.“记忆-对话”提供的“记忆改写”“记忆疏漏”所形成的怪异之感,恰恰是张爱玲此时格外关注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文本内部不断往返的“对话”中,小说情节原本具有的规整的逻辑性被打破了.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张爱玲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张爱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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