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本文关于索赔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索赔论文参考文献：
如果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的群体心理活动也能被统计下来,那么在1992年到1994年,童增可能是那个让最多中国人日思夜想的人.有人还在打听着,有人已经踏上旅途.背着干粮,或步行,或坐着火车、汽车乃至牛车、拖拉机,走向北京,寻找童增.那时,还有1万多封信件,飞向北京的同一个人——童增！
从1995年开始,被人们誉为“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帮助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尽管在日本打了30余场官司无一胜诉,他至今仍没有放弃,目前至少有10起索赔案正在国内起诉.去年强制执行的“中威船案”,就是已经胜诉的一例.
那3年,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寻找童增的人络绎不绝
现在的童增并不难找,但对过往,他至今忆起依然会怦然心动的,是那个曾一再闪回的场景：1992年,北京祁家豁子,国家老龄委科研中心办公地点,打给童增的电话不时响起.
从一名大学教师,到国家老龄委的工作人员,童增这一选择的目的,正在于更多地接触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此时,他们都已经是老人.
电话总是为童增而响起.
有些人则直接找上门来.60多岁的武汉老人陈忠义,来到北京,找了6天才见到童增.晚上,陈忠义老人睡在北京站的地上；白天,他就一个一个单位地找,但凡与童增有过联系的地方都一一前往.民政部、报道过童增的各家报社、童增毕业的北大法学院等一天找五六个地方,最后才来到老龄委.
中国建设银行的元老徐亦孺先生,默默寻找童增长达半年时间,未果.有一天徐老先生与年轻人在一起,说出了自己的心事,恰巧座中有现在中信集团的监事长朱小黄,他是童增的同学.
“中国船王”第三代的陈春,其父坐在轮椅上,也已经苦寻童增半年,几近绝望.陈春找到最高人民法院一名姓杨的主任,而杨主任正好认识徐亦孺,于是牵线搭桥.
江苏无锡一对父子,为寻找童增甚至把关系托到了国务院；天津蓟县的一对老夫妇,步行两天来到北京；天津大学93岁的项姓老教授,拄着拐杖,在寒风凛冽的冬天,颤巍巍地来到童增眼前.
9个来自河北的老人,二战时曾被掳至日本充当劳工,来到老龄委的院子里,席地而坐,饿了,从帆布包里拿出干粮就吃,他们对工作人员说：“见不到童增我们就不走.”
那时童增每周一三五上班,二四六不坐班.无论他在不在单位,寻找他的人都络绎不绝.
有的人为了见到童增,头天晚上在老龄委附近的餐馆门口一直蹲到天亮.
除了少数的知识分子和退休官员,童增接待的,大多是衣衫褴褛、满面风霜的社会底层.有些人话很多,不断诉说；有些人很沉默,相对无言.其中有不少人,历尽艰辛找到他,仅仅是为了见上一面,看看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没有多少要求,把心里的话说完,他们就踏上回程.
3年里,童增粗略估计,他接待过的人数在800上下.
更多的人,则是以信件的形式向童增诉说.飞鸿片片,有的信封上只有5个字—“北京童增收”,有些邮局工作人员一看童增的名字,就知道该往哪里送.
和来访者、信件一起涌向童增的,是一个民族在战争年代的苦难记忆
1990年的某天,34岁的青年国际法学者童增,从报纸上看到一篇短文：《欧洲各国重提战争赔偿》.
童增浑身一震.以往接触过的那些浩繁的历史资料,在他的脑海里从芜杂无序,到逻辑井然,并被清晰的思维推向了理论的高度.这一年,这个斯文的年轻人,写出了他那篇闻名遐迩的文章——《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为了中日友好,中国在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中表示：“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童增的文章,区分了“战争赔偿”与“民间受害赔偿”,从国际法理论的角度,确立了中国受害者民间索赔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而“刻不容缓”,是因为时光,那些见证者、亲历者,垂垂老矣.
为了发出声音,童增辗转近百家媒体,甚至来到1990年10月举办的全国报刊年会会场,向与会媒体一一介绍自己的文章,结果都是“不敢发表”.直到1992年3月全国“”,童增历尽艰难找到了贵州团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录生.王录生读过他的万言书之后,再也无法淡定.王录生说,如果当时选择忽略,此生良心难安.“不要乌纱,也要进言.”许多代表知道了,主动要求联署.当年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被列为人大会第七号议案.从境外到境内,媒体开始正视这一问题.童增的名字,在这一年之后常常出现在各种传播渠道上,报刊、电视、广播等
曾入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曾说,童增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把索赔的火种播向全国.事实上,那些找到童增的受害者,初衷并不在于索赔,而在于倾诉.
已经84岁的赵忠仁老先生,曾被掳至日本花冈做苦力.他说,同胞们病了、伤了,直接被丢到海边等死,为了一口活气,请求在旁边撒尿的工友,把尿撒在自己嘴里.
部队里一名姓段的副师长写信给童增说,他小的时候,日本人当着自己的面,在山顶上砍掉父亲的脑袋,脑袋一直滚啊滚,滚下山脚,掉入河里等
童增在1998年辞去公职,下海创立了一家公司.孟惠忠是童增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她一直负责代表童增和日本右翼分子对话.电话对面那个日本翻译,听她讲述着那些惨绝人寰的故事,也几乎崩溃,“我无法想象我的先辈怎么能干出这样可怕的事情来”.
许多受害者及其后代对孟惠忠说,是童增先生,让我们在黑暗中猛然看到了曙光,让在高堤大坝之内激荡的回忆突然决堤.
曾经寻找童增的人当中,有一个是独臂教授.
1943年11月4日,福建永安,4岁的高熊飞正与母亲以及两个妹妹一起吃午饭.突然,凄厉的防空警报响起.一家人躲到桌子底下,3岁和1岁的妹妹躺在中间,高熊飞和母亲一人拉着毯子的一个角,盖在妹妹们身上.等16架日本军机飞过,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桌子被冲击波掀翻,高熊飞和母亲拉着毯子的右臂,都被弹片齐根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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