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降国人文化心态嬗变,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嬗变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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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以降,国人的文化心态经历了重大的起伏和嬗变.在近代之前,大致延续了过去数千年形成的文化自信甚至和“天朝上国”相联系的某种程度的文化自傲心态；自 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史之后的约半个世纪里,洋务运动的兴起表明了传统文化无法回应现实挑战的危机,国人的主流文化心态退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体”“用”割裂在进一步的国家衰亡危机面前终至无法延续；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国人又尝试了制度改良和制度革命,但国家之内忧外患没有解决,再加上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形成了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知识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文化呈自卑、自弃心态；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了重建中国文化自信之路.国家力量的兴衰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文化心态嬗变的最主要动因.
[关键词] 文化心态； 文化自信； 文化自卑； 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7）01-0045-06
近代之前,中国是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天朝上国”,在军事、经济实力上无可匹敌,对于延续数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的自豪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自傲,是近代之前中国人的基本文化心态.然而, 战争打断了中国国家和中华文明自主发展的历史,国人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文化心态几度嬗变：从文化自傲到文化自卑和自弃,再重新走上文化自信回归的道路,历经曲折,其间国际政治格局因素、国内社会变迁和政治制度因素、传统文化传承和外来文化冲击纵横交错.理清近代以降国人文化心态变迁的主要线索及其历史动因,对于认识当今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文化自傲退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古代,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甚至文化自傲心态的养成,其来有自,并延续至近*端之前.中华文明在数千年之前的发展源头上,就以农业生产方式和定居生活方式为基础,相对于周边地区,其成为文明的中心,古代中华文明的扩展也存在一个“中心—边缘”的结构和由中心向边缘推进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一直有“华夷之辨”或曰“夷夏之辨”,但是“华夏”和“夷”的内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华夏礼制和文化价值观对于周边地区起到了“同化”作用,即使出现过多次外族入侵灭亡了中原政权的变故,然终是中华文化价值观和礼制文明同化了这些原先的外族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一方面,由于中华文明相比于周边地区更为发达,在古代东亚地区无可匹敌,没有遇到强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华礼制文明保持着强大的同化能力,中华儒家学说和礼制成为文明社会和未开化社会的界线,“孔子之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这两者共同构建了古代中国文化自信.孔子对于“远人不服”的解决方案,也不是动用武力,而是文化亲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佛教的输入可谓外来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改造,也是古代中国最大的文化更新,但这既是中国王朝的主动输入,又被儒家*、道教思想等中国本源文化所融合,因此佛教的输入不仅没有构成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挑战,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这种对外来文化的成功包容和吸收,无疑也是隋唐之后的古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之一.古代中国以“天下”说事,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无外”等话语,既反映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也反映了文化上的自信.满清王朝虽为“外族”政权,但也以奉“中华正朔”为骄傲,而处于周边的国家或以“小中华”自居,或自认相对于满清而居于儒家文明的中心,都是中华文明的感召.
当然,古代中国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也很容易越过合理的界限而变为文化自傲的心态.这里仅举两例.一是对中华礼制文明的尊崇几乎到了绝对化的地步,强调的不是文化融合,而是文化区割,“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2,而对周边地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称谓,也包含着文化歧视和文化自傲之义.二是“天下定于一尊”的观念,“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3,而这个一尊即为中国王朝的天子.这也是引发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要求通商时拜见乾隆皇帝而发生是否行跪拜大礼的“礼仪之争”的原因.特别是清王朝的文化自傲,也体现在用“夷”字来称谓在 战争中打败了我们的英国一方,在1856年第二次 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用“夷”来指称西洋人,导致新的战争危机.至于普通国人称西洋人为“番鬼”,绝不仅仅是对外来入侵者的仇恨,而是中国文化自傲心态的流露.概而言之,在进入近代之前,国人的文化心态或延续数千年,或在满清时有新的表现,都体现了文化自信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自傲,而国人对文化自信甚至自傲的心态,在近代史开端时期也没有轻易放弃.
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我们这个东方古老国家开始被卷入由西方列强以殖民扩张为主要手段构建的世界体系之中,但在被列强打败之初,国人并没有将晚清中国之被西方列强打败和中国文化之间是否有瓜葛作为一个思考的方向,其反思主要在防务和器物层面,即如何富国强兵以及在外交层面如何制定“制夷之策”,最典型的如魏源《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制夷”和“以夷款夷”三大主张.4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是受林则徐委托,他们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人,但是这种以搜罗或编辑世界地图为基础的世界观念,并没有动摇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我中心观念,“中学”的地位仍然坚固.而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反思思路导向的,是将富国强兵作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简言之,这时的士大夫和知识精英阶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不足的认识,只有器物层面的反思,没有触及到中国文化信心的问题和以教化社会、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才为指向的“中学”.
不过,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 战争后救亡图强意识的强化,在晚明时期就开始的西学东渐潮流越来越凸显出“西学”的作用,因为西学的内容包括“夷之长技”,成了国家兴亡之所系.洋务运动首先得依靠“西学”,而“西学”实际上是西方的知识体系,不仅仅是声光化电,还包括物理、数学、逻辑、医学、法学、*学、天文、历法等学科知识,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学说和艺术.在两次 戰争之后,“西学”中生产坚船利炮的制造工业对于晚清中国无疑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绝非“奇巧淫技”所能概括,亦非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在这种情形下,“中学”的危机实际上已经萌生,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还能保持多久是一个潜在的但迟早会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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