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寓教于乐观在当代教育中的应用,这篇贺拉斯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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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罗马时期的文艺理论家贺拉斯最早提出了“寓教于乐”的观点,追根溯源,有其理论基础.对其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贺拉斯是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艺要有教育和净化功能,同时也要提供‘精神享受’”的基础上阐发 “寓教于乐”的.但是,“寓教于乐”的思想并不是西方人的独创,早在中国的西周时期,周公旦就提出了“乐教”的观点,提倡“制礼作乐”,以达到“以乐教和”的效果；到了大教育家孔子时代,更是在“乐教”的基础上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观点,主张教育要兼备教化和审美的双重功能,让人全面发展.可以说,中西方在愉快教育这一观点上不谋而合.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观自问世以来,就被人们广泛重视,直到今天,“寓教于乐”仍是人们热烈探讨的话题,甚至被应用于心理学、教育学之中,在当前中国教育的不同阶段,也得到不同程度的践行.由此可见,“寓教于乐”观的现实意义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贺拉斯；寓教于乐；实践
[中图分类号]G04-0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6-0110-04
“寓教于乐”这一观点最早见于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的诗体信著作《诗艺》中,原文是这样阐述的：“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等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1]这段文字,言简意赅,贺拉斯并没有对“寓教于乐”这一观点长篇大论,因为《诗艺》原本就是贺拉斯写给罗马贵族皮索父子的一封探讨诗的创作的诗体信,篇幅不长,而“寓教于乐”是贺拉斯针对文艺创作的社会功用而言的,认为诗的创作要把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相结合.
对贺拉斯“寓教于乐”观的探讨历来较多,说明这一观点确实得到了重视和实践.“寓教于乐”观所涉猎的领域也比较广泛,有的研究者从文学角度出发去探讨贺拉斯的“教”与“乐”；有的研究者从文艺发展的视角来解读其内在的含义；也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者结合不同科目的具体教学实践来谈“寓教于乐” 的应用问题.除此之外,这一观点也被应用到了动画、电影、综艺等不同领域.
本文在梳理“寓教于乐”观的理论渊源并解析其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观点在当代教育中的应用,并试图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谈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及现实意义.除此之外,提倡“寓教于乐”观不仅仅应在中小学教育中大力提倡,大学教育也应加大应用力度,让大学生在“乐教”中走向真善美.
一、“寓教于乐”观的理论梳理
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观并不深奥,它之所以能从两千多年前影响至今,就是因为贺拉斯在总结前人文艺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即文艺的功用不能单单停留在教育这一个层面上,而且要寓教育于快乐之中,教育的内容和思想是本质和目的,而快乐是前提.
就像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对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观做出这样的评价一样：“在诗的功用问题上,贺拉斯的看法对后来人的影响比较大等贺拉斯认为诗有教益和娱乐的两重功用,本来他也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不过他的话说得比前人简洁而明确.”[2] 但是,简洁并不等于无效,这要结合贺拉斯生活的时代背景来看.
“寓教于乐”观点的提出,在古罗马时期尤为可贵,因为在之前的古希腊时代,文艺理论界对于文艺功用的主流看法就是文艺与政治相联系.比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谈到文艺的功用问题时就指出文艺要有政治教育作用,文艺是为社会服务的,这一点他是师承了苏格拉底的“美在效用”之说,认为美的本质就在于效用,有用的就是美的、无用的就是丑的,而柏拉图所说的有用与否就取决于是否借助文艺进行教育——“诗歌再美,如果不符合对青年和成年人的教育要求,也要被删掉、被禁止”.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理性”“意志”和“”,而理想国中应该存在四种德行,分别是“智慧”“勇敢”“节制”以及由这三种成分结合组成的“正义”.而在理想国中,公民是分为几个等级的,从高到低的顺序是：“哲学王”——理想国的统治者；“军人”——贵族政权的保卫者；“农夫、工匠和商人”——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在这样的次序中,要维持“哲学王”的最高统治,其他人都要服从统治者,此外,各个级别的公民要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只有这样才能创建符合“正义”的理想国.那么,如何让公民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就是要借助文艺进行教育,用“理性”去生发“智慧”,用“意志”去培养“勇敢”,用“节制”去控制“”.文艺创作不可“亵渎神灵、丑化英雄”,因为神灵是“哲学王”的化身,必须是善的、真的；而英雄是理想国保卫者崇拜的对象,必须“勇敢、节制、正义”.除此之外,文艺创作更不可摧毁理性,为了讨好观众而“迎合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如悲剧,滋养了“感伤癖”；喜剧,满足了“诙谐的欲念”,这些滋养的都不利于文艺的教育作用,因此他呼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由此可见,柏拉图明确反对寓教育于快乐之中.
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观点则和柏拉图不同,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文艺除了要有教育和净化作用外,还要提供“精神享受”,即“快乐”或“快感”,从而能让人们在繁重的劳作之后得到放松和休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文艺模仿是一次求知之旅,“快感”就源于这一过程,因为文艺作品内容逼真,能给人带来审美上的快感；形式技巧高超,能给人带来艺术享受,同时,文艺作品本身的“净化”作用,能使人的情绪保持适度,进而得到“精神享受”.需要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不是单独的强调文艺的娱乐功能,而是要和教育功能与净化功能同时实现.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发现,贺拉斯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文艺创作观的,尤其是对文艺教育功能的肯定,是对前人思想的进一步总结.而他在亚里士多德文艺功用观的基础上提出的“寓教于乐”观点,更是简洁而有力地回击了文艺只为政治教化而服务的看法,也是彻底澄清柏拉图为诗扣上的一大罪状——滋生“快感”,从而把文艺的教化功能和娱乐功能相统一,也就是说,教育与娱乐二者兼顾,不能忽视任何一面,然而,二者之中,教育是首位的,但教育功能只有借助娱乐功能才能实现,因为文艺作品只有唤起人的情感才能达到教益的目的.贺拉斯这样的文艺观,给当时因“铜锈和贪得的”而“腐蚀了人的心灵”的罗马社会以有力的冲击,也为积极的文艺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后世的很多文艺理论家、文学流派都受到贺拉斯观点的影响,比如到了西方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时期,启蒙作家们就十分推崇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这是贺拉斯的杰出贡献,也是上文所提到的他提出这一观点的可贵之处.
结论：适合贺拉斯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贺拉斯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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