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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参考文献：
20世纪初,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诞生,文学教育的机制得以在大学建立和逐步完善.在现代中国大学文学教育及其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教学体系中,“新文学史”作为一门断代“文学史”课程或准文学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就开始进入到大学课堂及其课程设置中.1950年代初,由蔡仪、王瑶、老舍及李何林四人共同执笔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法定”的“教学大纲”.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等方面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以及新文学史秩序,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和确定,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1957年,由高等教育部审定颁布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正式成立.1996年,由国家教委组织、严家炎教授主持修订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则以更加独立的“学科意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开拓出了更多的学术增长点和多元发展的途径.基于此,本文拟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等“教学大纲”为考察中心,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构及演进历程,探讨和反思现代中国大学文学教育观念的转型和嬗变,尤其是现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秩序重建过程中所隐含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博弈,进一步认识大学文学教育及其“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内在演变理路.
一
現代中国文学教育及其“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构,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体西用”基本标准之下进行的.不过,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还是在《学务纲要》里明确提出“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同,造就通才为宗旨”及“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等主张.这些都是高等学堂办学的基本宗旨和文学教育的“总要”,并对高等学堂讲授中国文辞提出明确要求“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①.在1904年初批准实施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和文学教育相关的科目明显地有别于以前的课程设置.在“诸子”和“词章”的基础上,在“中国文学门”应修的课程中,清楚地罗列出“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说文学”“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及“西国文学史”等主课.其中,“中国文学研究法”课程要求“研究文学者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而在文学“讲习法”方面指出,教员在讲授“历代文章流别”时,“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并且明确提出了“文学史”课程及其文学教育的目的：“凡习文学专科者,除研究讲读外,须时常练习自作,教员斟酌行之,犹工医之实习也；但不宜太数,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便.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②可以说,“由‘词章文体’及 ‘历代文章流别’的文学教学及其写作训练,转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及其学科知识培养,以及强调‘学生说之,则文章之流别利病已足了然’和‘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等教学目的和方法的转变,事实上成为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大学文学教育的一种自觉选择.”③1905年,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这为推行新的学制清除了障碍,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构创造了历史机遇.
在我国的现代大学里,真正将文学作为一门课程、一门专业、一门学科将其制度化,还是北京大学走在最前列.其标志就是北京大学将文理分科,成立国文系（中文系）,确立文学学科专业.1912年,废去经科,将经学一门归入文科.1917年,设立文科研究所,分设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1919年采用分制,废去文理法等科之名,分设各系,国文系成立.从此,“文学教育”不再仅是广义上的教育,而是被纳入现代的教育制度中,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一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课程配置、教师配备、教材选择、考试制度、学生来源等.文学也不再仅是指称作家和作品,创作和欣赏,而是作为一门知识、专业、学科,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规范、标准,由文学教师传授,被文学专业学生所接受.正如温儒敏所言,“因为许多大学的创办和学科建设的要求.文学史越来越成为现代教育体制所规定的一种知识体系,成为满足学校教育需要的一种时兴的产物.”④一时间,“新文学史”不仅成为研究领域的“新宠”,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在大学里面流行.除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台静农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6年）、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流源》（1932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年）、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1935年）、霍衣仙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纲》（1936年）、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1936年）等不少关于新文学史的论著之外,一些著名作家、学者纷纷登台讲授中国新文学史课程.胡适、周作人、徐志摩等在北京大学开设“新文艺试作”（1929 —1930）,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1929 —1933）,而他撰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就是他的新文学课程讲义.周作人、冰心等在燕京大学开设“新文学习作”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不仅促进了新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分离,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新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建构.
但也应该看到,此时的“新文学史”大多数只是作为一门断代“文学史”课程或准文学学科进入到大学课堂及其课程设置的,学科意识不是十分明显,课程体系也不够严密.一句话,大多数有关新文学史的论著或者课程都只是停留在对五四新文学的总结和回顾上,主要是“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和中外文学的结合”,从而达到“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的文学教育目的⑤,还未真正被提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构建层面上来思考.
二
1949 年前后,随着当代中国“新的人民的文艺”⑥目标的确定,大学教育体制也应时而动.一切教育体制的建立和运作,都得考虑是否符合新政权语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具体表现在文学教育的学科建设上,就是教学大纲如何规范新文学教学的内容,如何规范新文学课程的建设.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和 教育部先后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1949年10月11日高教秘字第1282号通知）以及《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1950年5月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不仅强调大学的文学教育及其“文学史的基本知识”教学是各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的主要教学活动,《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还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及其内容作了如下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随后,根据当时“ 教育部组织的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小组中的‘中国语文系小组’决定依照部定在五一年六月以前,把中文系每一课程草拟一个教学大纲,以便印发全国各校中国语文系”的要求⑦,由李何林、老舍、蔡仪、王瑶（原定有陈涌,因故未能参加）等组成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编写组,经过集中两次商讨,最后在王瑶、蔡仪和张毕来等人分别提出的大纲草稿基础上,由李何林负责修订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⑧.虽然这份大纲有明显的拼凑痕迹,但作为由政府“法定”的第一个有关“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大纲”,不仅承担起了重构并书写五四以来新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 主义文艺”等文学史叙述和文学秩序的使命,同时也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历史书写及学科建设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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