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中国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西安事变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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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成了二人思想的转变,并且改善了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局面.
【关键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
中国在成立之初便十分重视统战工作,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就建立起了革命统一战线.但1927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破裂,共产国际不切實际的指导,加上党内长期受到“左”倾错误影响,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迅速缩小,正如同志所说,“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1]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积极开展对在陕的张学良、杨虎城的宣传与联合,并对二人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合作局面,政策的影响也是促成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原因.
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随着华北事变的发生,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此时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是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直接相关的.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的基本策略.
根据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
1935年11月18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受命到达陕北,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
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中国从实际出发,将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用于指导中国的具体实际则是通过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浩（林育英）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洛甫）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在会议结束后的12月27日,同志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决议和报告明确确立和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和报告批评了在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强调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必须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解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3]瓦窑堡会议后,中国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其抗日主张.
二、中国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接触
中国同张学良、杨虎城接触,宣传共同抗日主张,密切了同二人之间的联系,使得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实际上停止了武装冲突、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中国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
1935年11月,和彭德怀联署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东北军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还表示,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也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都一律欢迎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4]11月26日,同志写信给在陕北苏区西南驻防的东北军57军代军长董英斌,委托该军被俘军官携带前往,劝其速与红军议和,内中便详细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统战工作的看法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并孤立、张学良以“抗日反蒋”的策略.
这些可以视之为中国试图以自己的抗日主张争取东北军一起联合抗日的开始,但此时并未将张学良视为可以影响并联合的对象,比如在《致董英斌书》里,仍然称张学良为“卖国贼”.事情发生转机,看法的转变则发生于1936年1月.当时,原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67军团长高福源到东北军驻防的甘泉劝降一事,被67军军长王以哲得知,王当即令高福源前往洛川与其会面.1月8日,高福源前往洛川见王以哲.
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而且张学良也亲自驾机前来同其谈话,结果不仅王以哲对于抗日主张表示赞成,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方面全权代表就抗日问题进行商谈.[5]在此情况下,1月16日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并于19日与张学良会谈,此后与张学良方面开始了正式接触.
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到达洛川,与王以哲达成了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3月5日,张学良飞抵洛川后,立刻与李克农见面,张学良一再表示希望能尽快与领导人在延安举行会谈,并派代表常驻西安.应张学良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到达肤施（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了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双方主要商讨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并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重要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6]
6月,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成员包括叶剑英、朱理治和边章五,该委员会具体拟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并于6月20日经批准实施.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相互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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