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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感论文参考文献：
一
如果要谈论近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状况,就有必要提及发生在20世纪末的“盘峰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场论争构成了新世纪10多年诗歌的起点,对这些年的诗歌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那场被认为是争夺“话语权”、重建诗歌秩序的论争,其背后隐含着20世纪80-90年代诗歌进程中的一些深层问题,它实际上是中国当代诗歌自1980年代中期以后观念分野、分化的总爆发.论争一下子将上述诗学分野公开化了,并预示着诗学共识的不复存在、共享诗歌秩序的不再可能,尽管论争之后诗人们分享着一个越来越单一、平面化（而非多样化）的社会现实和诗歌现实.
“盘峰论争”虽然有不少“刻意而为”、意气用事的成分,但还是值得后来者对之进行诗学上的检讨.那场论争距今已有10多年,但它的正面和 的价值尚未得到很好的清理.可以看到,“盘峰论争”如同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诗歌的线索、路径大致还是较为明晰的,不同的诗学立场、取向、风格等等不难辨别；在此之后,一切开始趋于暧昧、模糊不清—一方面,原先保持缄默的“自洁”者彻底归隐,原来半遮半掩的无耻索性撕破了面皮；另一方面,所有既定的准则都失效了,诗学立场及分歧变得含混、隐蔽,看不清诗学的焦点、支点和前景,而各种欲念、诉求、声音在相互渗透,难分彼此.在此情形下,谈论诗歌已经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无法言说.
这种暧昧局面的形成,从诗歌内部来说,既植根于1980年代以来诗歌本身的进展,又和诗界各种力量的不断分化和重组密切相关；从诗歌所处的环境来说,则极大地受制于时代的多种因素—商业浪潮、大众文化、网络媒介等.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诗界力量分化、重组过程中的观念的漂移和迁变.
例如,“盘峰论争”中“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于坚,最近在为其主编的诗歌辑刊《诗和思》所写的卷首语中提出：“先锋就是积极等积极指向未来,保守却是守成”,“在猴子掰苞谷式的标新立异的自我幻觉上,这个时代已经积极到奢靡浪费的程度.也许应当回到朴素等朴素就是守成”；他还提出：“新诗并非像微博一样,只是一个 化的平台等抹平这个金字塔的种种努力只是对时代潮流的庸俗回应”①.于坚的这番表述自有其一贯的策略性,也许不必认真对待和反驳,但其话锋里透露的一些观念信息却值得思量：这位曾经以“先锋”姿态跻身诗坛、倡行“标新立异”的诗人,其在此时主张的“守成”究竟是什么?当下语境中的诗歌究竟要“守”什么样的“成”,有何种“成”要“守”,以及为谁“守成”?再则,1980年代以降诗歌中的“先锋”固然有需要反思之处,但“守成”是否暗示着放弃“先锋”、放弃诗学上的探索?此外,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年代,其以“守成”为旨归的去相对化的努力,可能的理论有效性如何尚不得而知.
富有意味的是,入选《诗和思》第一辑的诗人,除“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韩东等外,还有在“盘峰论争”中被视为和“民间写作”对垒的“知识分子写作”代表人物西川、欧阳江河（该辑另有一篇关于欧阳江河的专论）.这样的安排绝非无意之举.按说,诗界和诗人之间分歧、敌意的消除终归是一件好事,将有助于促成诗歌良性发展的氛围.不过,这种令人“皆大欢喜”的“合流”的基础有待辨认,是前述于坚所说的“守成”么?倘若如此,其动机就显得颇为可疑,它至少释放了这样的信号：在当下语境中,对于一些诗人而言,诗学观念的分歧不再是要紧的事情,因为他们有更有力的聚合的理由；能否坚持固有的诗学见解也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观点（往往出于某种需要）.诚然,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何况只是一些表态式的诗歌宣言和论断.这让人想起某位标榜“下半身”的诗人,近几年却一改其张扬的“崇低”论调,开始津津乐道于“灵魂”、“责任”、“担当”等话题,仍然是理直气壮且游刃有余.
二
纵观新世纪以来10多年的诗歌,人们难免会获得如此印象：一面是诗歌遭到了冷落或嘲弄,一面是种种诗歌事件、活动激起了喝彩或口水,正是纷纭的事件、频繁的活动掩盖了真正的诗学探索.对此媒体不无揶揄地评论说,当诗歌被“边缘化”后,诗人们只好用事件、活动“吸引眼球”.在由事件、活动组成的驳杂景观中,“盘峰论争”所勾画的两条诗歌线索及其变异的形态依稀可辨：偏于技艺的个人化的内省式写作,和朝向世俗生活的口语化写作（后者在网络的推动下,一度泛滥为无门槛、无难度的诗歌风尚）.当然,正如前述,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并非泾渭分明.其间交错着以往诗歌中延续下来的写作趋向或议题及其“变种”：跟踪实事的“宏大叙事”、着眼于性别差异的女性诗学、基于地域特殊性的“诗歌地理学”、代际和身份的指认、长诗写作、泛神性写作,等等.毫无疑问,不能忽视的还有一股多种力量汇聚而成的强大的“底层写作”潮流.
这里,仅对近两年出现的几部受到瞩目并引起讨论的长诗做出辨析.应该说,当代诗歌中一直不乏长诗写作的积极参和者,1980年代先后有杨炼、江河等及其后继者“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诗人的现代史诗,“第三代诗”中的实验性长诗写作（如周伦佑的《自由方块》）,女性诗歌中的自白式长诗写作（如翟永明《女人》、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黑色沙漠》）,骆一禾、海子等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长诗主张和实践.如果说1980年代的长诗写作和那个年代的整体气息构成相互激荡的格局,那么在诗歌风尚和时代语境已经发生变化的1990年代乃至当下,倘要进行长诗写作,则应该不断追问这种写作的合法性.
2012年《今天》杂志（总96期）,隆重推出了一个“飘风特辑”,其中包括几位“资深”诗人的长诗—北岛的《歧路行》、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欧阳江河的《凤凰》和西川的《万寿》.该辑的“编者按”称：
是什么力量让这拨作家和诗人聚在一起?
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的犬儒化、市场化和垃圾化越来越猖獗,正从根本上改变有关文学的一切.尽管每天都有“作品”成批生产出来,可那还是文学吗?文学是否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人们不由得问,是不是新世纪创造的文明根本就不再需要文学?
等
这个特辑表明,他们随悲观却不甘沉沦,随置身困境而未夺其志,他们以自己的写作证明：文学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还要勇于探险,勇于寻找新的方向,为新世纪的汉语文学凝聚新的能量.
显然,这个经过精心准备的特辑隐含了某种总结和示范的意图.
然而,这个特辑中的几部长诗并未达到编者和读者所期待的效果.虽然《凤凰》问世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它也引起了少数评论者的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这部长诗同欧阳江河的大多数诗作一样,依旧以令人眩目的修辞见长,而从修辞的强度和创造性来看,这部长诗没有超过他本人创作于1987年的《玻璃工厂》,后者的锐利使之和其产生的年代保持着高度的张力关系,前者实则是在时过境迁的当下沿袭其惯用的修辞,这种修辞的错位感和有效性便可想而知.其二,“《凤凰》的写作和它试图凌驾的当代经济、消费现场,有着惊人的同构性”,该诗中的“‘飞’和‘不飞’、‘超验’和‘经验’、‘人工’和‘真身’,这一系列二元紧张,是否还具有思想的活力、能对应于当下中国的现实,暂且不论,从某个角度看,它们恰恰是资本运动内在逻辑的一种修辞表现,恰恰是制造‘盛世’幻象所需的动力装置”,故而“突破不了华丽的‘盛世’逻辑,反倒在无形中再一次变成对它的深深认可和屈从”②.简言之,这部长诗的修辞沾染了其要批判的消费文化的逻辑,其本身为资本的产物甚至和之同谋,如何能够对之进行批判、如何具有真正的反思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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