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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三篇古文,道人事心曲
喜欢“讲古”,常借历史含蓄表达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或暂时不便明说的一些心曲.比如,1966年1月12日,在武汉同陶铸、王任重等人谈到当前的政治问题时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袁世凯想做皇帝,连他最亲信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都反对,只有他最亲信的陈宦（音yi上声）极力劝进,说袁如不答应做皇帝,他就跪着不起来.袁很高兴,派他到四川当督军.可是蔡锷一起义,他首先响应.
估计,陶铸、王任重当时听了这些,只会隐约感到对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忧虑；很难明白,他讲袁世凯称帝和出现修正主义到底有什么逻辑联系；更不清楚,点到的那些赞成或反对“称帝”的北洋军阀人物,和领导层的现实情况有何关联.
“”发动起来以后,借古代文史,道今日心曲,相对要明朗多了.其中,他运用发挥李固《遗黄琼书》《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后汉书·刘盆子传》三篇古文,所道心曲,均涉人事,有深意存焉,且不难体会.
关于李固《遗黄琼书》.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给那封著名的信,林彪事件后曾经作为文件传达,如今已在《建国以来文稿》第12册全文披露.该信写得文采飞扬,气韵生动,更以其分析自己的个性,使人耐读.全信用典不少,其中几句,给人印象深刻：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的钟馗了.
在这封信中,表达了对大搞个人崇拜的忐忑和忧虑,以及面对林彪等“朋友们”的吹捧,所体现出来的无奈和勉强接受的心情.信中所云“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多少道出他在“”发动时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难以言状的复杂心理.特别是引用李固《遗黄琼书》中,“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几句话,比较恰当地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这封信还透露,曾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过李固《遗黄琼书》这几句话,表达“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意思.
不仅借李固《遗黄琼书》,透露自我心曲,也用它来告诫别人.1974年11月,给他写信抱怨,说自己从九大后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回信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随即要求,“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意思很明显,是要小心谨慎,“人贵有自知之明”.只好在来信中承认,“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多次在会议上不无深意地对高级干部们讲起《战国策》中的这篇文章,也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过.原文说的是：秦国进攻赵国,赵国请齐国派兵解围,齐国提出,要把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因溺爱长安君不愿意.大臣触詟劝她：各诸侯国的子孙,受封为侯的,三世之后就没有继嗣的了,原因不是子孙们“不善”,而是不经世事,从小“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如今,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位置,那么肥沃的土地,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您去世后,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不让他去齐国做人质,不是真正的爱他.赵太后觉得有道理,即刻把长安君送到了齐国,齐国也就派兵解了赵国的围.
1967年4月,“”中,在一个材料上又加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这篇文章（即《触詟说赵太后》——引者注）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把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不使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既是的一贯想法,也是他在“”中号召年轻人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初衷.
关于《刘盆子传》.晚年,从经历农民、战士和工人三种角色的年轻人中,看中了一个苗子,但不久就失望了.这个人就是王洪文.1973年,王洪文到工作后,对他的表现不满意,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刘盆子是景王刘章（刘邦的孙子）之后,新莽末年,参加赤眉农民起义军.这支队伍为能够号令天下,要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起义军中有70多个刘邦后人,于是就采取抽签的方式来选,结果让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抽中.但当上皇帝的刘盆子却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终于没有出息.让王洪文读此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历、能力,你还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对王洪文的隐忧,尽在其中矣！
面对文史哲研究的无奈和期待
在1950至1960年代,阅读了一批当代学者写的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其中包括范文澜修订的旧作《中国通史简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章士钊《柳文指要》等.在范文澜和任继愈的书中分别留下一些批注文字,1965年还曾向郭沫若推荐杨荣国的思想史,同刘大杰当面交流对文学史的一些看法.
“”后期,反复要求领导干部读中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著述.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他向委员们提出,“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1971年8月,视察南方的途中,对汪东兴讲,“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1973年5月2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委员懂得一点历史,当然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懂一点；1975年1月4日在来信上批示,“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暇时可以一阅”；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又说,“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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